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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贬谪文人的群体心态在鄂东地区有着丰富的表情。苏轼、李纲等人面对来自政治角斗场的高压，始终保持着心性的超然自得。《东坡画像石刻》刻画了苏轼的绝俗之姿：“入祠谒诗仙，坐见松风下。春风解迓人，画满蔷薇架。赤壁立千寻，江声和月泻。何因不跨鹤，逍遥赋羽化。岂是倦游仙，休息爱良夜。著屐俟何时，应有群仙迓。如意怀袖中，寻诗坐精舍。披图拜下风，仙笔迄公借。”石刻上画的苏东坡常服正坐，手执如意，绝代风华仿佛可见。左上有石壁，一枝古松盘曲向右。石壁间有“赤壁苏公像”五小字。由于诗中充分渲染了苏轼的仙风道骨，所以诗末作者披图下拜的姿态，不仅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反而见出后人景慕前贤的一片真性情。 苏轼等贬谪文人改变了鄂东的文化生态，鄂东的山水也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生命、畅志怡情的栖息之地。一二知交，三五友朋，乘舆泛舟，饮酒品茗，当年清旷之乐依稀可见于摩崖题名之中。《元丰三年四月正书苏东坡题名》显示了物我之间形神相亲的和谐状态：“溪寒水必深，风定树自稳。容与泛扁舟，坡仙寄兴远。前月偕子由，山称同北苑。憩于九曲亭，兴尽不思返。境不异桃源，只未逢刘阮。题名纪岁华，何人镌翠琬。前铭不可寻，赖有花同本。剥藓汲汲看，幸无一字损。”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苏轼到黄州。四月十三日，与江綖、杜沂同游鄂州西山时留下此摩崖题名。五月，苏轼又与苏辙同游西山寒溪寺。此诗中的苏轼形象全无身处逆境之态。《元丰三年十月沈逵正书题名》也展现了东坡风雅的生活范式及其放怀忧患之外的胸襟：“野梅遍春山，山下即樊口。沈逵每出游，苏公必偕走。或饮君子泉，或酌黄华酒。每爱到莲溪，花赏大如斗。”沈逵是沈括的侄儿，在鄂东时常与苏轼联辔偕游，把酒言欢。其题名也在鄂州西山石壁。 严观搜求金石文字，常常身体力行，在摩挲碑刻原石中把握古老文化的脉络。以上这些诗凸显了访古登临的即时性和现场感。但《湖北金石诗》所咏金石文字不尽得自实地摹拓，如李纲《宝陀岩题名》拓本就是马绍基在北京琉璃厂得到的。此题名是李纲为张浚所劾而落职闲居鄂州时所泐，字体刚劲丰润，不愧为贤者笔翰。严观《宝陀岩李伯纪建炎三年六月正书题名》一诗表现了李纲遭遇贬谪时的乐观平和心态：“千仞悬崖上，行间锦字生。摩挲因妙迹，往事偶公评。自公遭贬谪，来往鄂王城。父子相依乐，山川到处清。”“何曾因落职，壮志失和平。即此知公度，心如日月明。至今行道者，谁不识英名。”自古以来，咏史怀古常常唤起兴废之哀、盛衰之感，而《湖北金石诗》中的情思是相当积极明朗的，其中部分作品就像这首诗一样强调了前贤的德性因素以及意志对道义的坚守。 黄州赤壁有苏轼的四块石刻词碣，每石高四尺，宽二尺二寸，正书。严观《东坡词碣》曰：“新词初读罢，谁刊在黄州。字并钟遒古，心平似白鸥。何时酬壮志，风雨寄闲愁。案定乌台久，名同赤壁留。记曾客江上，来往系方舟。松挂南窗月，云从石上流。拟将携古墨，绕磴上矶头。拓得百千本，免人作札求。”此诗借自然的景致寄寓了对苏轼洒落胸怀的钦慕。松风入袖，明月入怀，山间流云的高韵更令人有出尘之想。 严观的思想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湖北金石诗》中的笔墨每涉及僧衲羽流、禅房道院，往往语含讥诮，而对儒林的卓荦之风、经济之怀常含高山仰止的敬意。其《刘公桥记》就表彰了宋代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慈善行为：“路盘山必高，春游防水溢。不见往来人，往往恐足失。昨年涉富川，扪碑见彩笔。上言建长桥，三岁功斯毕。捐金不计资，盛德何周密。公留捧日心，五百年如一。利涉免旁徨，今古成口实。清泉桥下生，冉冉云成矞。”刘公桥原名黄冈桥，因为“石摧柱腐，行人病涉”，刘子善独力兴修，于元至治二年春完工，当地人遂把黄冈桥改名为刘公桥。 花开两朵，同在一枝。《湖北金石诗》作为五言古体的组诗，孙星衍《湖北金石诗序》赞其“流连风景，抒写性灵，可谓得风人之旨者矣”，而马氏案语又可补组诗考古的不足。古诗的山水草木光华与碑刻的渊穆气息彼此映照，将唐宋元明的风雅精神嫁接到乾嘉朴学之中，展示了其时其地的独特学术生态和文学生态。 （作者单位：江西赣南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