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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宏富，但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化元素，并不很多。连汉民族的服饰，也没有真正流传下来。唐宋装漂亮，日本多有承继，我们自己则由于清代的雉发易服，反而从中阻断了。文言文作为古代典籍的一种载体，只要古代典籍本身尚有生命力，文言文就不会死亡。文言外壳包裹着的有我们民族活的文化传统，不能因为白话文成为普通的书面文体，而抹杀了文言文传承历史文化的伟大功绩。 “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然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但对文言文历史作用的估计，“五四”先贤们不无偏颇。他们的心态过于急切，没有充分顾及文化本身的特性，致使后“五四”时期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很少为旧体诗词的写作者留一席地位。只有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个例外。而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管锥编》，撰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用的是典雅纯正的文言，这又该如何评价？要不要也今译一番？ 古籍今译的局限不可忽视。如果长此以往，各出版机构争相今译，甚至造成今译成为流行，原典反被冷落，青少年只以读白话的古代作品为满足，文化传承便成了一句空话。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五经”，以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最好是直接读原典。不涵泳原典原文，难以得其滋味。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在于其不可代替性。今译得再好，也难逃离“本”之讥。我所说的“本”，不仅指内容，而且包括文体和语言表达方式。 古籍今译大热起来虽然是近年的事情，追根溯源倒也渊源有自。“五四”以后，郭沫若翻译过屈原的作品，后来文怀沙又译过。陈子展、余冠英则试译过《诗经》。五十年代初期有关部门曾予以提倡，以为是整理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实际上，大多数今译的试验都没有成功，没有哪一个读者肯抛开原文而去读译作。大手笔尚且难以奏效，如今临时凑人马，急着赶进度，一出就是逾千万字的全译本，其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依笔者之见，古籍今译不宜大力提倡，不必大规模地施行。更迫切需要的是，不忘我民族的历史地位，养成阅读原典原文的风气，使今日之中国和历史的中国连成一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