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为中国当代诗人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遗留下众多经典化的意象原型和“托物言志”的抒情经验，这些直接启发了当代诗人回眸传统、重铸诗魂的艺术灵感。新世纪以降，诗人自觉回归民族文化的诗学殿堂，从古典文化体系中“借火”，频繁地遣用、调配古意盎然的物象入诗，勾连起现代诗思和情绪，折射出一个个斑驳多姿、幻象重重的传统文化镜像，如观水面之月影影绰绰，散佚出了一派强劲的东方古蕴。 一、意象：古典与现代的遇合 新世纪诗人的古典诗意再造工程，首先不约而同地选中了“古色古香”的自然意象，今之诗人移用古人的自然之象，既感发于自然景物的曼妙谐趣，亦出自与前人跨时空交流的心灵契合。那“求之于自然”（王国维语）的诗学渊薮和传情倾向，连接了横越千年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感知方式，自然与人的心灵构成了丰富的交融和互通，渲染了一种“显山露水”视觉效果。 翻读杨键的诗，便会发现他常常将月亮、枯叶、荷花等自然之物，点缀于袅袅的炊烟、斑斓的古镜、佛性神龛和残断的墓碑之上，烛照出诗作整体的古诗意蕴，含蓄隽永、婉转绵长。又如陈陟云的长诗《新十四行——前世今生》中，每节均以“薇”起始，她身着一袭华美的衣裳从李后主的晚唐款款走来，携春花秋月、带一江春水，续接前缘成为诗人心仪神往的美丽女子。“牛织的情结，只为转世的离愁”“一泓平湖，源自天意的杯盏”“百匹绫罗散尽，银河寂寞如斯”等化自然古韵为诗的结构句法，给人一种强烈的色彩冲击感。 此外，名胜古迹牵引出的怀古之情也盘踞于诗歌中，并诗化为代表性的“历史”意象。商震的《瓜洲古渡》直指古时胜景，透过诗歌折射出了“繁华不在”的落寞与哀叹。可以说，诗人的时间意识在对传统文化“遗迹”和“历史”意象的镜照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无形的“时间感”既包涵今非昔比的惆怅，又使诗人在歌咏古迹、畅达抒怀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压力，引起了“题材焦虑症”。像敬文东的《岳麓山》、周瑟瑟的《赵州桥》、和苏历铭的《兰亭的流殇》等诗，都努力走出前辈的阴影，开掘属于自己感物起兴的意象思维，为意象系统增添了更多的新质属性和美学内涵。 二、雕镂语言中的“晚唐幻境” 新世纪，部分诗人的语言演练已经有意识地向传统写意风格靠拢，他们在追怀、寻根中切入古典审美的要义，使语言手段和情绪特征走上了对传统“歌”词不断认同、翻新的路途。如谙熟中国文化肌理的李少君，就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语言渗透着对大自然和周围事物的凝思默想，浅白、简隽中不但让诗人拥有了儒家的性命道德之学，也流露出了自己的佛性体悟和生命感怀。像《南山吟》中诗人面对自然打坐、静观，玄想宇宙天地生灭相继、循环轮回的法门与奥秘，并通过自然景象的推衍和铺展，将语言锋刃上的诗情与禅意嵌合起来，使视线所及内化为心中所感，融汇于“心无所得”“缘起性空”的佛性体验之中，从而营造了一个空灵、飘逸的大自在圆满之境。同样，川美的长诗《追梦桃花源》亦独具出世之思和魏晋风雅之情，似乎古代诗文的精髓义旨和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已融合为诗人现实需求的一部分，她以澄明、纯朴的语言重写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缔造了一个忘却凡尘忧扰的世外仙境，努力探索陶氏的诗性情怀和生命态度，复兴了文化母体的勃勃生机，从而在种桃树的间歇“种下一种简单生活”来“洗濯我们蒙尘的眼”。 可以看出，魏晋风骨与唐诗宋词对诗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情感节奏、言情方式和心灵慰藉等方面，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诗人能穿越古人“夕阳无限好”“夜长人奈何”的意绪闲愁，从人性、历史、文化的角度反思危机四伏、污浊不堪的现代社会，如凸凹的《弃词恋，或颓废癖》一诗，虽然诗体结构、语言形式近似于宋词小令，江南的文化气息亦与诗人执着古趣的心灵产生共振，但诗中却杂陈着众多“现代化”的事物和场景，即工业文明、仿真化社会带来的虚拟的“人面桃花”，这使语义、词义发生了陡转。诗人以古之神韵反讽今人的可悲可怜，情绪节奏时而紧凑、时而舒缓，那废园、拖拉机、机器等现代文明的派生物把飞蝶、梅花等中华文化的象征体无情肢解；然而，凸凹并非只是怅惘古典事物、传统文明的失落，他还通过对传统的再造介入对人类精神困境救赎之路的寻找中，以期化解语言与现实、现代性与古典文化、技术理性与美学感性间的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