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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常识性问题都被颠覆的时代”……十余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经由学生的推荐，遭遇到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布鲁姆的一句“混乱的时代”，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孤独的思索，也用更加清醒的言行去厘清所身处的充满相对主义的云山雾绕的文学批评界怪象。 “我一直对我的想法很怀疑，我的想法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的无知、浅薄和平庸？为什么我和别人想得不一样。由此，我惶惶不安。我会想，听者是不是在暗地里嘲笑我？”在5月7日晚的北京大学“文学何为？”讲座上，面对北京大学的学生、慕名而来的家长、高中生以及一些进修教师，曹文轩敞开心扉，用心灵与听众对话，让一个个生动的文学范例直击心灵。 曹文轩曾经惶惶不安的想法，是关于文学的想法、关于小说的想法、关于文学批评的想法等等。他发现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布鲁姆的想法，无论对文学的认知和解释，还是对观念的叙述上，都和他惊人的一致。他认为小说应该当成艺术来鉴赏，而不是成为社会学的文本。“比如说契诃夫，契诃夫之所以重要，关键是他的小说是艺术品，而不是因为他是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动机的思想家。” 在今天，为何要重谈文学？文学是什么？一个本是常识的问题，在曹文轩的心里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文学批评已经进入有史以来最好大喜功的时期。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批评家的心机，全在比试理论上。”他感慨，文学批评的园地里，没有文学，只剩下作为思想家的批评家，“文学家的身影荡然无存”。“中国文学批评染上了恋思癖。一部作品出来，大家蜂拥而至，解读思想。难道只有思想一个维度就可以评价作品高下吗？审美之维、情感之维、形式之维呢？审美、形式、情感就比思想低下吗？” 曹文轩从自身的创作经验谈到作家写作实际关心的问题，不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人物、题目、细节、结构等等。他把作家比作木匠，写作时关心的是“手艺”：情节怎么发展？人物怎么变得更加可信？章与章怎么连接？下面怎么写？“所以，阅读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应该做一个阅读者，其次才是解读者。” “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都摆出一副战斗姿态，憎恨空气四处流播。原本，没有人怀疑文学本身是什么。现在，文学性都成了问题。中国的不少文学批评家，好像更应该划归哲学所、历史所、社会学所等等，不该在文学所。很多研讨会以文学的名义召开，身处现场，你会误以为不小心跨进某个社会问题的论坛，充满对经典的憎恨。这让我想到一个词‘怨毒文学’。文学离不开仇恨，仇恨是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可以公开，甚至是高尚的情感。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怨毒文学，混杂着卑贱、邪恶、肮脏等下流品质，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严重失衡。偷窥、淫乱、暴露癖等，是小人的仇恨。文学可以有大恨，不能有这样四处游荡的小恨。这面肮脏的大旗帜上，只有唾沫和浓痰。”这番言辞，道出了一位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几十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心声。他追究原因：超级相对主义是罪魁祸首，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用一个短促的反问句击倒人类千年苦心建立的陈述句，文学性成为一种历史叙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