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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和鲁迅同处于“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共存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共同生活在“不是死，就是生”，“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  钱理群 选择鲁迅研究作为一个突破口，是因为在我看来，鲁迅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其文学的深刻性、超越性，都是通向当代中国的，我因此专门作过“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演讲，主要讲鲁迅对中国国情的洞见，以及由此决定的鲁迅精神在当下的启示意义。这一回读了本书的《野草》研究，就禁不住想起了《野草》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启示意义。可以说，下面一番议论，是想借助汪卫东君的研究成果，讨论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距离《野草》已经达到的高度还有多远？我们能不能借《野草》反思自己，进而寻找摆脱当下中国文学困境的新途径？——这也可以说是“接着往下讲”，大概不至于脱离汪卫东君研究的初衷和原意吧。 鲁迅生命中的“两次绝望”。第一次前人多有阐发，即民国初年鲁迅在北京的“十年沉默”，这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彻底绝望，因而在走出绝望以后，鲁迅就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第一次生命的、也是文学的大爆发。在20年代《新青年》分化以后，鲁迅又有了“第二次绝望”，即他自己所说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自选集〉自序》）。这应该是对启蒙主义的一次大绝望。本书研究的重心，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鲁迅如何走出这第二次绝望。 作者告诉我们，鲁迅在面临“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分化时，并没有把一切归咎于外部条件变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是把所有外在的问题都内转为自我生命的问题，把“启蒙的可能性”的外在危机转化成了“自己的危机”。他以“近乎惨烈”的方式，“以特有的执拗切入自我矛盾的深层，像一个人拿着解剖刀打开自己的身体”，“对纠缠自身的诸多矛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展示和清理”，将“环绕纷呈”的矛盾“推向极处，形成无法解决的终极悖论”。 整部“《野草》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自我生命追问的过程”：希望与绝望的纠缠，生与死的抉择，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徘徊，“直抵死亡的追问，却最终发现，所谓‘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本味何能知！”但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向死”而达到了“后生”。《野草》最终穿越“黑暗与虚无”，回到了“野草”铺成的“大地”，回到了“当下生存”，选择不以“希望”或“绝望”为前提，而是将以自身为目的的决绝的反抗，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鲁迅又开始了新的战斗，以后期杂文为代表，进行更为锐利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此时的鲁迅，已经经过了《野草》的自我审判与超越，如作者所说，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都“基于其个人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他发现了所要批判与摆脱的外部世界的黑暗，原来是和自己内心的黑暗纠缠为一体的；他所有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和它的对象之间，形成了十分复杂和丰富的关系，就像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里的那位老女人，她所发出的是“将一切合并：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的声音，这是一个全新的思想深度与文学高度。 在这一次《野草》的精神炼狱中，鲁迅作为“中国的启蒙者”，“以肉身承担了现代中国转型的痛苦”，收获了“充满挫折和失败的个体体验——丰富的痛苦”，使自己的个体生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高度和力度，而这些最后都化作了他的文学。可以说，正是自我生命的深度、高度决定了文学的深度与高度。作者说，鲁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堪称中国现代最深刻的生命体验，留下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最深刻的个人心理传记。这些，都成了文学家鲁迅的底色。鲁迅文学，正是承担中国现代转型之艰难的痛苦‘肉身’”。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一开头就提醒我们：鲁迅所经历的生命困境，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困境。前引《颓败线的颤动》里的那位“老女人”最后发出的是“无词的言语”，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存在都能被语言表达出来”，“在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存在仍处在晦暗之中”。如作者所分析，鲁迅自己也很清楚，他的第二次绝望所遭遇的“空前复杂的情思世界”“异常幽深的体验”，都是“没有经历过，也是语言未曾达到过的”；但鲁迅之为鲁迅，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艺术家，他“不愿在无言的痛苦中沉没”，偏要挑战这“不可言说”，“试图用语言照亮那难以言说的存在”，于是就“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语言历险”。 根据作者的研究，鲁迅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可以称得上艰苦卓绝的试验。一方面，他大胆尝试“非常态的语言方式”：“进入《野草》，随处可发现违反日常思维习惯、修辞习惯和语言规范的表达”，那“诸多矛盾汇集而成的无法解开的终极悖论；那不断出现的‘然而’‘但是’‘可是’等转折词构成的不断否定的循环；那由相互矛盾的义项组成的前无古人的抽象的意象，如‘无地’‘死火’‘无物之阵’等；那有意违反简洁、通顺等语言要求的重复和繁复；还有，那偶一出现，一露峥嵘、令人费解的‘恐怖言辞’，如‘过客’接受‘小女孩’的布片后突然说出的一大段话”等等。另一方面，为了更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现代感”，由“现代心灵”决定的“现代眼光”与“现代趣味”——其实也是纯粹语言难以进入的存在境界，鲁迅又自觉地吸取西方现代美术和音乐的表现手法，进行了具有音乐性和强烈的线条感与色彩感的语言试验。可以看出，鲁迅正是通过大胆的语言突破与对音乐、美术资源的广泛吸取，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周作人早就说过，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音乐美和装饰美、有极强的表现力的语言；现在，鲁迅通过试验，又为用汉语对现代人难言的生命体验的表达，开拓了新的空间，展现了现代汉语无限广阔的表现前景。 作者总结说：“《野草》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精神历险和语言的历险。”这样，它也就在生命的最高“险峰”上，展现了语言的“无限风光”，在生命体验和语言试验两个层面上占据了文学的高地。它“不仅在鲁迅的写作中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中，也堪称另类而幽深的文本，蕴藏着最尖端的文学体验和书写”。 面对这样的文学高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和反思。 因为我们和鲁迅共同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转型”——这样的转型，从晚清开始，至今也还没有结束。我们和鲁迅同处于“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共存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野草·题辞》），共同生活在“不是死，就是生”，“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尘影〉题辞》）。 而且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和体验：据我的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同样经历了“两次绝望”。第一次绝望发生在70年代初的“文革”后期，在对现存社会和文化、文学进行了刻骨铭心的反省，走出绝望以后，就有了80年代的启蒙主义时代与文学的再生：那是一次对鲁迅等先驱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应。到了80年代末，我们也经历了一次绝望，同样感受到了启蒙主义的无用与无力。但我们似乎至今也没有走出绝望，更不用说如鲁迅那样走向新的生命与文学的高地。原因全在我们自己。 我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不是全体）先是因政治的突变，患上恐惧症；后又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犯了眩晕症；却少见有人如鲁迅那样，把外在的困境内转为对自我生命的追问：我们既无反省的自觉，更无反思的勇气与能力。我们有的只是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选择了“活着就是一切”的活命哲学，于是，就走了一条最轻松、方便的顺世滑行之路。结果滑行到了哪里？这是此时猛然醒悟才感到羞愧的：我们或逃避，或迎合，或按惯性混沌地活着，即使出于良知未泯发牢骚，表示对现实的不满，或者做出某种批判，也都是与己无关的冷眼旁观，甚至还充满了道德的崇高感，这就和鲁迅式的“把自己烧进去”的生命搏斗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次鲁迅式的逼近生命本体、逼近文学本体的历史机遇。我们无法收获丰富的痛苦，只获得了廉价的名利、肤浅的自我满足或怨天尤人。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的写作，就根本不会有鲁迅那样的语言突破、试验的冒险，也只能收获平庸。于是，当代中国文学就在作家主体的生命深度、高度、力度和语言试验的自觉这两个方面，跟鲁迅曾经达到的高度拉开了距离；而“生命”与“语言”正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许多（当然也不是全部）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性。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所在。而走出困境的途径，就是从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入手。这也就是我读了汪卫东君的《野草》研究著作以后的一点联想与期待：我们的当代作家能不能借鉴鲁迅的经验，尝试进行新的“精神的历险和语言的历险”，从而找到新的突破呢？ （此文为作者为《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所做序言，原题为《野草》的文学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