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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之经学阐释，无论是汉唐诂训还是两宋章句，均有词根性层面的原始表末与释名彰义。上一节以“文”为例讨论文论关键词在五经中的词根孕育和生长，已经看到汉代郑注和唐代孔疏对“文”之原始义的追问和诠解；此一节以“道”为例讨论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在经义疏证中的扩充和展开，可以见出宋学章句虽然重在义理，却也有对词根性的执守和把握，上引第一条材料“道，犹路也”就是对“道”原始义的重述。《说文》“道，所行道也”(19)应是基于经书中关于“道”的使用。《诗经·小雅·大东》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巷伯》有“杨园之道，猗于亩丘”(20)。两条语料中的“道”，皆为朱子章句“道犹路也”之所本。“道”之释义非常复杂，但由形而下之“道路”而至形而上之“道理”当为辞义演变之主线。古今中外，儒墨道法，任何一家的“道”都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终极追问，而此义项之词根实乃“路”之起点与终点。此其一。“道”乃规律或者说是对规律的揭示和确证，此义项之词根实谓人须在道路上行走，即《说文》所释“一达谓之道”(21)。离道或越轨喻指不按规律办事，何以能达？此其二。在遵循规律(即行于道)的共同前提之下，不同的个体乃至不同的文化或哲学流派，各有自己的达道方式或曰方法论，此义项之词根则为行道之方，印度原始佛学四圣谛中的“道”即为此义。“道”之种种义项如何昭示后人？言说。言说亦道。用作动词、释为言说的“道”，也是“道”的原始义，即《诗经·?{风·墙有茨》“不可道也”(22)，而《老子》首句“道可道”则将“道”之二义集为一语。 篆体的“道”字，左边的义旁由“行”与“止”两部分组成，意谓在道路上行走，其常态必然是走走停停，不知止歇的行走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可见由“行止”构成“道”的义旁是对行道状态及特征的真实写照，是“道”的词根性之所在。《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个“道”已不是“道路”而是“道理”。行道之人有行有止，“道路”对于行走者而言是可以暂时离开的；而“道理”对于闻道、习道、循道、传道之人则是须臾不可离的。朱子章句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既然是“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则“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也(23)。孔子强调，仁义之道对于儒家君子而言是须臾不可离身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4)儒家如此，道家亦然。有人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说“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甚至在屎溺(25)。庄子又是齐生死的，生之道亦为死之道。是故庄子的道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在。 由具象之“道路”上升为抽象之“道理”，是“道”之词根性生长的主线。这一点从一、二两条材料中可以见出；而三、四两条材料则提供了“道”之词根性生长的另一条线索：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道”衍化为有所指谓、有所限定的“道”：所谓“中而已矣”，所谓“率性而已”。孔子哀叹“道之不行(不明)也”，因为“知(贤)者过之，愚(不肖)者不及也”。孔子这里所说的“道”，是儒家的道，是孔子念兹在兹而“民鲜久矣”的中庸之道，故朱子章句有“中而已矣”之诠解。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26)孔子这里所说的“道”，着重于“道”与“人”之关系，暗含着道的实践主体对于道之践行的认知态度，故朱子章句有“率性而已”之诠释。可见这两条材料对“道”的解释，都是有所限定的：“道”已经不是无所不在，而是或在“中”或在“人”了。当然，在朱子看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道不远人”，讲的都是“道不可离”，是道的无所不在，是道的弥漫性和普遍性。但这只是儒家的看法，儒家之外的学者不见得会认可。《庄子·天下》篇感叹“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儒墨道法诸家都是古之道术裂变为方术之后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见或一方之术，而只有“道术”才是“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才是“无乎不在”的道(27)。《庄子·天下》篇的观点，儒者亦不会认可。是故《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28)可见各家各派之论“道”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在经学视域下对“道”之词根性的考察。 《中庸》所记孔子“修身以道”之言是对哀公问政的回答，而“君子动世为天下道”讲的是君子如何“王天下”，是故五、六两条材料中的朱子章句，均可视为在法度或方法的层面对“道”的词根性解读。“道”之形而下层面有“行道之方”之义，而形而上层面则有“方术法则”之释；无所不包的“道”自然有“术”之义，而一方一派之“道”更是各以自家之术为其标志性特征。由此可见，在“道”之词根性生长的两条路径之中，方法论意义上的“道”都是不可或缺的。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意义上的“行道之人”，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行道之方”，是不可能“达道”即抵达目的地的。“道”之词根性的这一重要内涵，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儒家的“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人格的道德的境界(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过犹不及”)(29)。刘勰《文心雕龙》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将中庸之道化为他的文学研究方法：“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深知，他之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其方法论通病是偏离了中庸之道，即《序志》篇所言“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知音》篇所云“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结果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论文以宗经为要，“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30)，故《文心雕龙》禀经制式，酌雅富言，开篇追原道术，末篇标举折衷，使“道”之词根性打通首尾，弥纶全书。对于《文心雕龙》而言，“道”也是“无乎不在”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