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为诗人与论说文的大家，他认为诗要用形象思维，故用“比兴”(象征比附)；而散文多是“直说”的，未必一定使用“比兴”。可是当读到杨朔这篇散文时，他的“点赞”恰恰表现了他对自己的散文理念产生了质疑，对杨朔在《樱花雨》中成功地把在日本作恶多端的美军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反美的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用“君子”这个人物在罢工前的胆怯与罢工后的振奋，隐喻、象征日本人民的幡然觉醒等“比兴”的运用与诗性的呈现，避免“直说”的“味同嚼蜡”，毛泽东则表示了极大的认同。以上分析，是笔者第一次破译个中奥秘，坚信是合乎事理逻辑的——从学理性上看，这是毛泽东“点赞”杨朔的深度驱动机制之所在。 毛泽东“点赞”与批评性的“批示”不同，无须通过“政令”途径下达执行。但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为其左右的党政工作人员所密切关注，当然他们会严守“机密”甚至做到“绝密”。但好事传千里，“点赞”杨朔是好事，自然会不胫而走，尤其在文艺领导机构的上下部门也会心照不宣，在悄无声息中演绎为一道非正式的“政令”而流布执行。相信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外文委领导的杨朔本人也会心知肚明，对自己的“诗化”实践更增加了自信。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话语包括“批评性”与正面“引导性”的意见，建立了绝对的权威性。因此，他对杨朔的“点赞”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刻影响。 直接影响之一，是官方以政治色彩正式炒作杨朔。据浩然在《我是农民的子孙》(2008年3月4日《中国文化报》)一文中回忆，就在“点赞”之后的10月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最快的速度补配文艺编辑，并从北京文联把他调进担任此职；他到岗后即联系“我崇敬的真正作家”杨朔，组稿并编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便是《雪浪花》(当年10月份出版的第20期)，使杨朔平添了“被政治化”的色彩。直接影响之二，是杨朔被评论界热捧激赏，掀起“杨朔热”，俨然尊为60年代散文的第一名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等大报名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也发表了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的长篇论文。老一辈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等也撰文对其散文击节赞赏。最重要的间接影响，是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赞”，演绎为当时一次诗化散文的思潮。散文作家把杨朔散文作为典范而趋之若鹜，包括比他年长的名家如曹靖华、吴伯箫，比他年轻的名家如刘白羽、秦牧、碧野、郭风、陈残云、菡子、魏钢焰、袁鹰等等，加上更多的年轻作者，纷纷以文为诗，诉求散文艺术表现的诗性。惟其如此，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散文作家的共识与共同寻求的美学目标。于是，形成了60年代初期散文持续繁荣的局面。正如散文评论家佘树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一书中所说：杨朔与他同时的散文家，“……选择了一条‘诗化’的道路，来谋求自身的审美建构。回顾50年代末及60年代的中国散文界，寻求‘诗意’已构成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 综上，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赞”，是一件极其偶然却颇具文学史意义的事件；日理万机的领袖在无意中当了“推手”，杨朔也在无意中被定为一尊。但事件本身又充满必然性因素，困扰的散文必然会在沉寂中寻求逆袭、改革的出路，作为导火索的这一事件激活了当时散文创作的一度复兴和繁荣。以史识的眼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引发的“诗化”散文思潮，在当时还是一件充满着正能量的文学事件。然而，毛泽东对杨朔由“比兴”主要手法创造诗风格的肯定，强化了杨朔的自信，导致其在实践中出现了模式化倾向，以至影响了“诗化”思潮——“革命”加“诗意”的价值取向。今天看来，这一方面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其正负两面经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