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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的第二期上，刊发了郭沫若、老舍、潘梓年、夏衍等谈《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潘梓年的《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周扬的《略谈爱国主义》，邢桐华的《东京狱中漫忆》，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歌曲)，湘潮的《长征的故事》(连载)等20余篇。仅从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来看，表现抗战政治文化的色彩十分强烈。值得注意的，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杨朔更具政治色彩的《毛泽东特写》。他根据亲见毛泽东和延安解放区的采访，写成了这篇特写。主要内容是纪实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为该校毕业生而做的讲演。作者不仅在800多人的讲演现场，而且自始至终听完这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正领袖讲演的全过程。毛泽东主要讲了“能否克服当前的困难”与“全国的团结能不能更进一步”两个问题。杨朔把领袖讲演的过程、会场热烈的气氛、个人深切的感受，描述得真切而且生动。年青散文家以灵动的笔墨和擅长的细节描写，把领袖风范及其音容笑貌描述得栩栩如生。 《毛泽东特写》，是最早真实描写毛泽东的报告文学，也是中国抗战时期很早描写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一篇作品，无疑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文献。这篇特写在第二期《自由中国》上配合毛泽东给该刊的题词一并发表。今天看来不仅记录着杨朔与毛泽东的文学情缘，而且永远为抗战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留下一道历史的履痕，其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学本体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杨朔个人来说，这段情缘使他树立了自己“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的理想，为他最终选择奔赴延安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杨朔与毛泽东的第二度文学情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关心文艺工作。批评性的“批示”比较多，如关于《武训传》《红楼梦》、“胡风材料”、文艺的“两个批示”等等，都是批评性的；通过“政令”的途径，演绎成一次又一次的文艺批判运动。但他对少数作家或尊重、或辩难、或点赞，则完全不是批评，是“引导性”的正面支持。如点名请赵树理参加农业问题的座谈会，是尊重。《望星空》遭到批判时为郭小川正名，称其“中国的马雅(马雅科夫斯基)”，应给“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是辩难。“点赞”，则是指对杨朔的《樱花雨》。这个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是这样叙述的：“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杨朔的《樱花雨》，每天读报的毛泽东在看完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随即在标题旁边批云：‘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毛泽东要求江青“阅后退毛”，表明他对这篇散文格外的欣赏，且要保存以备继续思考这篇作品的妙处。江青遵嘱退还，后来毛泽东也确实把这份手批的报纸予以珍藏。惟其如此，35年之后关于杨朔《樱花雨》的“批语”才得以编进了公开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分册；于是，它作为一个宝贵的历史文献正式面世，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1961年3月，由巴金任团长、冰心、刘白羽任副团长、杨朔任秘书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会后，杨朔等作家有机会到日本民间访问，后多人写了游记，杨朔则写了《樱花雨》。其内容从一个因小见大的视角，描写日本人民抵制、反对当时日本与美国的统治者结成“美日联盟”即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而举行的罢工斗争。这篇散文题材内容的特殊性，是毛泽东很感兴趣予以“点赞”的原因之一。然而，被“点赞”的最主要的原因：它是一篇精致的美文，比之《从镰仓带回来的照片》(巴金)、《樱花赞》(冰心)、《樱花漫记》(刘白羽)等，都更要精致。而这一主要原因，特别值得我们去进行细究性的解读。 《樱花雨》在艺术表现上的精致，是创造了诗性与典雅的风格。因为，从1959年开始，杨朔执著于诗化散文的艺术诉求——“好的散文是一首诗”(《海市》小跋)，进行了自己的艺术探索；而在这篇散文中很典型地也很出彩地进行了诗性的呈现。通过因小见大的点的放大，去管窥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通过君子罢工前后由懦弱到勇敢的判若两人的描写，生动地传达出日本社会底层人民心灵里反美、反政府的正义呼声；通过樱花雨的诗意象征，把政治抒情变得曲迂而清新。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轻骑化”，离“五四”之后“美文”诉求越来越远的时候，杨朔的《樱花雨》《海市》《荔枝蜜》等等作品别致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对散文简单化服务于政治的空洞说教、粗疏浮躁的通病进行逆袭，从而为散文创作园地吹进来一股求异、创新的空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连毛泽东也敏感地发现了杨朔在《樱花雨》中的“诗化”诉求，因为受到深深的感动以至进行“点赞”。细究个中原因，是毛泽东、杨朔两位诗人在诗学与散文诗学上的一次“对话”与“碰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