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何干？”企图包涵的是两个向度的题义：一是文学跟什么相关？一是文学系何种作业？即文学存在的理由及其姿态。
    二
    如果我们确认文学面对的是人，是人的生存事实和心灵事实，大概就不会忽略它的世俗关涉。文学不能像社会学那样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也不能像哲学家那样不计现象和个别；可以说，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通常是借助现象和具体来实现的。文学是面对人性而经由情感的发现和书写，它“形而上”的意义，往往只是由具体、由细节生发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反观西方现代派，某些阅读经验就不难解释。比如，在一些经典性的现代作品面前，特别那些热衷于生活“寓言化”、形象“符号化”的作品，我们大体会生出对“文学才能”的怀念。一味思想高扬的负面结果，往往是挤兑了形象，而丰满形象的建构途径，不能不经由现实连接和世俗。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热衷于效仿的准现代派作家，也从这里提供一些反思：我们一度孟浪，把文学纳入实验室，文学的作业进行于跟现实不接壤的飞地，超越现实而不经由现实，哲思高扬而情思萎缩，以普遍社会情状的演绎代替独特生命事实的展示，以直示本质的意象代替世俗生活的形象；如此，文学自身品格的失落与自身特质的异化就不可避免。彼时批量涌现的作品不失新人耳目的色光，却多有轰动一时而行之不远、走得进学院讲堂而走不进读者记忆和心灵的。文学世俗性的意义正是从这里得以彰显——文学的目标不在于抵达结论而在于发现过程，文学的途径不是直奔哲学而是经由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用了回避制、排除法来谋求文学的“独立”和“纯粹”，就必将在多大程度上丧失文学的真实和力量。
    三
    跟世俗性互为表里的是文学的精神性。我们一度有失落主体性的痛感和强化主体性的呼唤，不啻为猛醒后的一声“魂兮归来”。不难理解，当伪现实主义异化了文学，文学成为侍奉现世的“丫环”，作家成为追随生活的跟班，以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为表征的文学内里丧失的到底是什么。
    实践似乎有意提醒：世俗性、精神性实乃文学相关涉的“两端”，文学的作业实乃“两间”的作业。匍匐于前者抑或高蹈于后者，都足以导向文学的失位。如果把现实与理想喻为“此岸”与“彼岸”，那么，在连接两岸的桥梁上，作家不在此亦不在彼，他该走过去，还该回到桥中间，这“桥中间”大体就描述了文学的位置和看点。文学从这里连结主体与客体，连结物化世界与精神世界，也因此连结创造者和接受者，到达并打动广大的心灵。当下出现的不少作家关于自我调整的宣言和做派，虽然各行其是，指向回到文学的自身位置大概是基本的倾向。
    四
    一方面，世俗关涉决定了文学的及物性，“世俗”是作家精神朗照下的世俗；另一方面，文学固然不是哲学式的研究院、宗教式的安慰所，也并非可以组织、指导、调节、满足物化了的人类社会的种种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精神关涉相当纯粹也相当无奈。
    在终极意义上，文学就是一种“徒唤奈何”的作业。我们固然可以要求文学在生活细节的发现和书写中开掘出形而上的意义，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学撇开现实现世去缘木求鱼地追寻“纯度”。事实的情况是，在物性高度张扬、他人引导无所不至的情势下，一方面，我们会感受到精神呼唤的必要，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又前所未有地矮化着精神。比如，一味趋势附俗在粗鄙化上乐此不疲，一味奉行实用而排斥价值操守，一味顺时应天而漠视抗命英雄，一味的表演人性的恶浊人间争斗的酷烈等等。殊不知，无边的世俗认同取代了深沉的世俗关怀，文学就只能成为媚态的文学、去势的文学；无节制的邪恶演绎取消了温情爱意，文学就只能堕落为冷漠的文学、魔鬼的文学。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自由的文学和文学的自由，向来是在不断拒绝“大众平均数”、不断反抗内在外在制控中得以实现的。文学的形象无论表现为海明威式的“强者”，还是卡夫卡笔下的“弱者”，实质都内在于对自由精神的呼唤。描写在生命抗争中获得一度胜利的人，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激扬，描绘人在异化力量罩控下的生命艰窘和苦难历程，则是唤醒人类对于自由的怀念。就“自由”这一本质的表现看，英雄颂歌跟社会悲歌是殊途同归的。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