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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代性研究：思想本体与时代的关联 鲁迅是因其伟大而成为无数人研究的对象的，而他的伟大恰恰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和影响超越了一般的个体。所以，关于鲁迅个体的研究是为认识其主体价值服务的。在对鲁迅进行价值判断之前，首先应理解鲁迅思想的主体或本质是什么。孙郁认为：“鲁迅精神是一种个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或者说是人类至爱，所以，我更愿意把鲁迅精神看成一种战斗精神。”(28)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前提下，才会有鲁迅思想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判断。李书磊说，“鲁迅的遗产在今天尤其珍贵，鲁迅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29) 鲁迅研究要获得最广泛的当下意义，首先就是要实现鲁迅思想的大众化，亦即“普及鲁迅”。大众化是实现对象思想价值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作为形式和手段，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内容作通俗化的理解，从而达到思想的普及。终其一生，鲁迅的思想追求就是要改造国民性，变革民众的思想。思想生成的目的决定思想的属性，所以平民立场是鲁迅思想的本质。 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一消极功能所造成的道德虚伪。因此，鲁迅是与全社会和旧习惯相对抗的，最终因此而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所戳穿，从而加大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不能缺少基本的信任。张梦阳曾说：“一言以蔽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0)民族复兴首先来自于民族反思。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在阅读鲁迅之后，再阅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会发现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所谓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改变，这样就获得了超越性的价值。林非指出：“鲁迅在20世纪初期以‘五四’为标志的那场启蒙运动中间，提出过不少振聋发聩的思想主张，不仅于同时代的先驱者里面显得分外的巍峨挺拔，甚至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也完全可以说是异常卓越和辉煌的。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本世纪中国思想的历程，已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却还远远地没有发挥完毕。这是因为相当多的人们，对他那些思考民族命运和提高大众精神素质之关键所在的见解，还显得十分的陌生，并未获得广泛的知悉与理解。而如果能够将鲁迅这些杰出的思想见解，有效地传播和扩展到广大的人群中间去，让更多人的精神境界也逐渐提高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不也就可以远远地超越那种滞后的状态了吗？”(31)有的学者按照恩格斯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的观点，认为“任何价值表达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用这种观点来看鲁迅，他最富个人创意的主导思想，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性否定和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在发生的历史现场和当下的历史现场，有着不同的价值意义。这种文化姿态尽管有着最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与今日中国的历史要求即生存利益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裂痕，或者说历史性的价值错位，不再能够与当下现实有效接轨，并进行有效描述，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依据。鲁迅主要的价值表达并不具有超历史的普适性意义，其有效性不能够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绝对化”。(32)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第一，人类思想并不总是以推陈出新来获得发展的，只要思想与环境相适应，不管这一思想的渊源和历史有多么长久，都仍然具有实际价值。扬弃是创新，延续也具有新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有恒久弥新和古为今用之说。第二，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要求是否已经错位并失去了历史的依据？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实质上是对社会文化态势的不同研判。此外，以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与其说是反传统，毋宁说是以现代价值为旨归来改造传统。“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这一现代性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传统资源的批判、筛选与扬弃……正是着眼于现代性必然带来的‘历史的中断’，所以五四是成功的文化断裂……由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着具体的历史情境，往往着眼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之鲁迅评价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性影响”，“五四一代已出色地完成了时代交给他们的任务，后人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诿过五四，而是要从五四再出发，往前走，完成五四未竟的现代性进程”。(33)而且，五四新文化应该并且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大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中国文化深层变革时期，是一个关键的“大时代”。(34)当年鲁迅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当下人们所重复探讨。例如国民性问题、“拿来主义”问题、“国粹”问题、精神胜利法问题等。当问题总是重复出现，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就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问题，而应在文化传统或者文化根性上寻找原因。因此，在这一历史情境下，鲁迅的文化批判及改造国民性思想就愈加显示出超越性和针对性的价值。21世纪之初，王富仁就认为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的相似性中，“鲁迅的思想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的意义在于以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深刻思索，回答了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世界，怎样对待自己的民族，怎样对待自己。鲁迅对于国民性、国民精神的深刻反思，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向新时期文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鲁迅研究也以其特有的思想资源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与时代的需要相契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契合，鲁迅研究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35)否定和弱化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和代言功能，就会使鲁迅的价值大打折扣。有学者称：“鲁迅本人是个直面人生的人，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和当代人的生存结合起来，那是没有意义的，当今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36)思想的相似来自于现实感受的相同。鲁迅挑战强者和批判国民根性的立场，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三种研究范式并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可能获得的，因为关联性研究需要其对象具有经典性、概括性，从而才能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与当下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发生内在联系。至少，这种研究范式要求研究对象和当下环境之间具有某种参照性价值。 在对鲁迅思想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出现了鲁迅思想价值“肥大化”的倾向。其实这种“肥大化”是必然的，准确地讲，价值的“肥大化”是鲁迅思想的扩大化。对一种卓越深刻的时代思想，努力扩大其影响，使其产生超越性的意义，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而且任何研究都是一种自我理解和感受，如何判断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契合程度，并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尺度。或大或小，或高或低，都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有直接关系。这一方面来自于鲁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来自于评价者的评价尺度。当然，这也带来关于鲁迅思想当代意义阐释的可靠性和可行性问题。人们常常设问：学界对鲁迅思想的阐释是否是鲁迅自身意识到的，或者是鲁迅所具有的。就是说，鲁迅没有想到，也没有说过，那么我们所研究的是否还是鲁迅？其实，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史上的老问题。按照这一逻辑，恐怕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一半以上的研究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鲁迅当年用易卜生做例子阐释了这一基本常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37)接受者的感受不一定必须完全等同于创作者的感受。 当代性研究范式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人们对于以往研究中“工具化鲁迅”的记忆与忌讳。“把鲁迅还给鲁迅”的口号，最初是针对鲁迅被神化甚至极端工具化的历史而作出的一种回归学术的努力。如果从专门的历史研究和学理逻辑来看，这不无道理。但是，从当下社会思想需求来说，这又是无力和有局限的。任何还原都不可能是真正完整的还原，只要是研究就是一种主观阐释。“工具化鲁迅”的存在历史，使人们在摒弃过于强调政治功利化观点的同时，也拒绝了对其政治、思想方法的合理性接纳。鲁迅政治、思想的深刻是由于他洞察历史、社会和人性所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拒绝这种方法是我们文化建设上的损失。 如果单纯将“把鲁迅还给鲁迅”的口号作历史性理解的话，最后结果可能就是鲁迅只是属于鲁迅。周海婴、周令飞在面对被经典化的鲁迅形象时，曾指出这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鲁迅，认为鲁迅是一个有血有肉、幽默快乐的正常人。其实，这种理解差异的存在是极正常的，如果学界研究的结果与其亲属的印象完全一致，那学者的劳动可能就是多余的，也是平庸的。况且周海婴在强调鲁迅是一个正常的亲人之外，也认为鲁迅更是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的标志：“对于已成往事的20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20世纪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惮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了一面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导师。”(38) 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有“工具化鲁迅”的存在，鲁迅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作为一种学术方法也仍是有效的，因为鲁迅研究者要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对鲁迅思想作自我阐释，其中必然有所放大或者变形，这就是著名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定律。如果我们研究的结果，证明鲁迅就是鲁迅甚或周树人，周作人就是周作人，胡适就是胡适，这仅仅是整个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至少不是唯一的终点。除去历史性研究的范式之外，这种研究对象存在的意义和研究本身的意义都会大打折扣。因为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任何一个普通人、一件普通事就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都可以加入学术史，其结果必然淡化研究对象的非凡性和可研究价值。鲁迅如果就是鲁迅，鲁迅没有那么非凡，而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我们为何还需要如此多的人花费如此大的精力、用如此长的时间来研究他？或者说，是否也可以研究任何一个张三李四？正如陈漱渝所言：“不应该将鲁迅混同于一般精神现象主体，而必须将鲁迅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39)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不是那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树人”。 否定鲁迅思想的经典性价值和当下性关联的另一种理由是，鲁迅道德人格和论争批判中存在着某些缺陷和偏误，这似乎使鲁迅失去了历史批判的真实性和现实批判的合理性。特别是近年来关于周氏兄弟失和原因的考察，使其道德人格遭到更大的质疑。然而，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于鲁迅精神的基本评价，鲁迅思想的价值仍具有可靠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价值观讲求政治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体性原则，即政治立场与道德人格同一，这在许多叙事文学作品中都有形象的表述。其实，政治评价或者思想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致性是最理想的评价，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人格。但是，二者之间的些许错位可能更是一种常态，因为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即使是从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鲁迅可能的“失节”，也不能影响其道德主体的高尚，更不能影响其思想本质的深刻，正如鲁迅自己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40) 当代性研究范式往往也是一种放大的思想关联研究。由于“文革鲁迅”的历史存在，导致了人们对于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反感和忌讳。但无论何时，当代性研究范式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目的论，其价值是不能被否定的。只要正确选择对象，放大的关联性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对于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阐释是否就是神化鲁迅的问题，也要进行认真的辨析。神化是超越人类一般的思想，而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神祇式预见能力。像“文革鲁迅”一样，无论何时遇到何人何事，鲁迅总是曾作出过有如箴言般的昭示或者预示。应该说，鲁迅的经典化不是神化。鲁迅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主体包括“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和挑战权威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确实具有非凡的功能。如果将此视为是对鲁迅的神化，则这种神化是必然和必要的。因为我们首先要看鲁迅的思想主体是什么，然后再看鲁迅的思想在当下中国社会究竟发生着多大的作用，从而认识鲁迅思想的当代价值。在这一认识过程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增加对于鲁迅思想的认同。 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谈到翻译的选择时说：“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41)他告诫青年，现在“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42)鲁迅对文学的选择和取舍始终是以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现实需要为准则的。在阐释和学习鲁迅的过程中，我们这里所说的“行”不是实际肢体行动，而是一种思想行为，是对鲁迅思想的宣传和阐释。在当下重提“学习鲁迅”、“普及鲁迅”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鲁迅思想实现从经典化到大众化的必经之途。 在2013年3月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出还应增加一个更迫切和更适合的题目，那就是探讨鲁迅与21世纪中国的问题。鲁迅之所以能成为当下言说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鲁迅思想与当下中国现实的契合。20世纪的结束并没有终结鲁迅思想的针对性，其昔日所针对的某些社会、思想、文化弊病今天依然存在。第二，鲁迅思想价值与当下大众认同的相适性。与几年前鲁迅形象的大众理解明显不同的是，当下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眼中的鲁迅形象和鲁迅思想价值评价状况发生了巨变，由负面的价值开始回归正面价值。从网络评价的前后变化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思想轨迹。第三，在不可言说的价值判断和不可证伪的思想前提中，鲁迅可以成为言说的工具和批评的渠道，而鲁迅本身也为这种言说和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于鲁迅思想、地位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以鲁迅为言说工具不仅能获得思想的增值，而且可以使论证过程简化，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鲁迅一句“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43)便深刻地揭示了不同境遇的人对于社会发展所持的不同态度。 “普及鲁迅”也是实现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一个过程。鲁迅研究和鲁迅的价值实现都不可能只在书斋里完成，这也是鲁迅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本质体现。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终生的愿望，他不断地著书立说、宣讲自己的思想，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和认同他的思想，完成这个终生的课题。直到去世前三年，鲁迅还坚称：“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4)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民众思想改造的最后结果，不仅造成了政治的盲从和思想的同化，而且也大大地弱化了民族的思想能力。“普及鲁迅”是对鲁迅思想的扩大，也是对鲁迅生前矢志不移的使命的延续。 总体而言，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于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成果的开掘和阐释。只不过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到底最需要一种怎样的鲁迅研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作出正确选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