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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性研究：“还原鲁迅”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历史性研究范式是鲁迅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事实，并且不断地深化和修正着人们的鲁迅观。对于这一研究范式的认同，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基本逻辑和常识。这是所有学术阐释和历史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这种历史性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是不可越过和忽视的必要环节。如果这一研究不够充分或者不被重视的话，其后的所有研究都是无本之木，研究结果可能都是无价值甚至是错误的。 在历史性研究中，研究者要格外认真和谨慎，要有考古学过程，对于历史判断要有多重证据，特别是对于当事人的自传或者其后人为其所写的传记更要十分小心谨慎地进行辨析。因为从多年来的事实看，这类材料往往过于美化传主，成为不可信的“伪史”。在历史性研究中，最可怕的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疏忽，而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特别是伪造历史。“文革鲁迅”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歪曲鲁迅的历史，捏造虚假事实进而神化鲁迅。这是一种“历史的强迫症”，这种症候不仅可以从1966年、1976年《人民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发表的适应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社论中看到，⑥而且可以从在这种氛围中发表和出版的鲁迅研究论著中看到。例如，1973年出版的《鲁迅的故事》中写道，鲁迅1931年初在上海黄陆路“花园庄”日本旅店遇到一个日本青年，鲁迅对他说：“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末路，反动派不久就会灭亡，中国是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的。”⑦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语言来看，这段话都不会出自那个时代的鲁迅之口。这本小册子初版就发行了20万册，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在当时，鲁迅不仅成为各种政治符号，而且成为“打人的棍子”。这也成为1980年代提出“还原鲁迅”口号的思想前提。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茅盾就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⑧1980年代，在“还原鲁迅”的口号下，“鲁迅是人不是神”的命题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的认同。人们为此作出了各种努力，通过实证和逻辑方法尽量去“还原鲁迅”、“走近鲁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例如，对于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与“四条汉子”、鲁迅与胡风、鲁迅与冯雪峰、鲁迅与北京女子师大学生运动、鲁迅与朱安、鲁迅与许广平、鲁迅与周作人等诸种历史关系的考辨，以至于“幻灯片事件”、鲁迅的死因等细节问题都有了新的证据和评价。 1980年代开始的“还原鲁迅”是建立在历史反思后的一种学术自觉，具有明显的理性意识与逻辑力量。“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主张，可能会很好地还原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和革命家的鲁迅。这对于鲁迅的文学史地位和思想价值辨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这种以回归和还原为主旨的历史性研究的盛行，是与“文革鲁迅”这一特定前提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其主张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也包含了明显的批判色彩。但是，在进行历史性研究的过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 第一，个体化的还原性研究要注意时差与本质的关系变化。个体化还原在不同的思想时代和社会阶段，是具有不同功能和价值的。因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具有阶段性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产生条件和应用环境，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必然使其思想的价值和功能也都发生相应改变。例如，在鲁迅研究的还原与回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全面贬损鲁迅的倾向。如果只是通过“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和心态”，来“努力回到历史的原点”，⑨就可能会由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的错位而导致价值和功能的差异，最终强化了刻意贬低鲁迅的倾向。那么这个时候的还原就要十分小心了，还原的结果不能把一个伟大的鲁迅还原成为一个普通的周树人。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一步加以阐释。 第二，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实回归对象本身。既然研究是一种理解和阐释，那么完全回归历史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还原鲁迅”的目的主要是辨析鲁迅人生和思想的基本面貌和属性，完成一种证伪过程而不是发现过程。由于研究的历史积累和资料的有限性，使有关鲁迅的历史性研究获得重大发现已变得极为艰难，甚至有某种穷尽的可能。而且，即使还会有新发现，也大多不会是改变鲁迅本质的重大发现，不会对鲁迅思想的本质和基本价值构成根本性的颠覆。相反，如果对鲁迅世界中末端、琐碎的细节作过度阐释，则可能遮蔽鲁迅思想的主体，甚至曲解鲁迅。正如在一株茂密的大树上发现了一片新叶或者一片枯叶一样，于这株大树的基本形状和功能几乎没什么影响。而如果过分夸大新叶的生命价值和枯叶的衰败作用，无视整株大树的生长状态，那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了。 在2006年10月召开的“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大村泉发表《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提出《藤野先生》一文只是一部以鲁迅仙台生活为基础而创作的“具有相对独特的自传风格的短篇小说”。⑩大村泉延续了日本学者一贯的严密考证传统，把《藤野先生》与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诸多史实相对照，认为《藤野先生》一文与事实存在诸多不符，从而得出上述结论。这个结论对于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来说，从学术和情感上都是一种挑战，因此遭到许多中国鲁迅研究者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鲁迅自己曾说明《藤野先生》是他“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的记事”。日本学者考证的《藤野先生》某些内容“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可能存在，但这是记忆的失真，绝不是“虚构”。鲁迅将其编入回忆散文集，就说明它不是“虚构”的小说。例如，黄乔生认为将《藤野先生》看成是“虚构”小说的这种所谓“解构”的分析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细致深入，有独到的见解，但实际上是漠视了文学审美和遮蔽了作者的本意。在他看来，文学产生于心与心的交流，是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是化解冷漠的温情；文学描写孤独、愤怒和猜疑，为的是达到一种更友好、更亲密、更公平、更仁爱的境界。尽管《藤野先生》有与史实不符的疑点，但鲁迅对藤野先生感恩的心情是真实的，鲁迅描写藤野先生的笔调是温情和善意的。因此，尽管目前出现了很多考证、怀疑和猜测等，但这些还不足以动摇这篇文章的根基，还不能充分证明《藤野先生》是一篇虚构的文学作品，更不能证明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有意隐瞒或任意编造。(11)鲁迅研究中出现的这种过度阐释可能对研究对象构成某种遮蔽和误读，从而模糊后人对于对象主体的认识。 第三，应该克服附会式历史索引研究的褊狭。索引研究是作家作品历史性研究的一种传统方法，由于作家与作品之间往往存在着天生的内在相关性，因此索引研究在把握翔实的历史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将历史史实与文学文本相对照，搜寻求证其中的历史关联，从而充实作家的人生历史，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任何一部作品都有被索引的可能。但是，索引研究不能完全离开历史考据，完全离开历史考据的索引研究其实就是一种附会——研究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想象和现象类比来建构作家思想、生活与作品之间并不存在的“真实”关系。附会式索引研究的整体使用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文学的虚拟性。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文本，叙述者不等同于作家自身，人类生活的相似性与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之间不一定都存在着直接联系。换言之，索引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纪实文学，而不应是小说创作。 神秘或费解的作品最适合附会式索引研究方法，因为其神秘和费解而留有很大的阐释空间。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历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点，这使得近些年来附会式索引研究在鲁迅研究多元化的前提下大行其道。而鲁迅个人情感世界的隐秘性，也进一步为这种想象比附提供了可能。例如，海外学者李天明就认为《野草》中的作品特别是《秋夜》表现了“最隐秘的主题——情爱与道德责任之间的情感两难”，亦即“怎样才能在接受许广平爱情的同时，不过于损伤朱安的情感和生活成为鲁迅的难题”。(12)作者自称“在以前的研究中，论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重要主题。我立足于道德情感层次的阐释，揭示了潜藏于文本之中的鲁迅的私人典故和双关，并使他最隐秘的情感心理变得清晰可解”。(13)应该说，李天明从鲁迅、朱安、许广平的人生境遇和一些史料出发，对于三者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空间作了一些有意义的考察，但把三者的关系与作品中的意象都进行一一类比、印证，就把历史性研究变成了一种猜谜游戏。例如，他认为《秋夜》中著名的开篇句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是鲁迅“对自己婚姻生活不满沮丧和无奈心情的形象体现，可以被视为鲁迅窘困夫妻生活的象征”，(14)好像重复的那两株枣树，一株是朱安另一株是许广平。李天明甚而得出“没有朱安也就没有这束奇诡瑰丽的《野草》”，“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将这束小花献于朱安灵前，只怕也不违背鲁迅的心愿”(15)的结论，就难免更有些牵强了。 在李天明之后，又有人进一步认为《野草》的全部内容就是“为爱情作证”。认为《秋夜》中的“秋夜”指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婚姻文化”；“星星的冷眼”是指“恪守封建婚姻制度并为这制度操心的人们”；“小粉红花”、“小青虫”都是意指“许广平”，小粉红花被冻得“红惨惨”的，则表示“许广平受过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等。(16) 以上两种关于《野草》研究的新见解，都努力追求一种人性的理解。但前者“试图破译藏匿在11篇散文诗中鲁迅与许广平的私人典故”，后者“把《野草》整个定性为爱情散文诗集。至此，从爱情角度解读《野草》的尝试走上极端”。(17)这种猜谜式的阐释在鲁迅研究界引起了注意，并且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在鲁迅研究多元化转向的大环境下，一些学者大胆地对鲁迅作品和人生关系进行自我解读。例如前几年出版的《新发现的鲁迅：解读伟大旗手讳莫如深的内心之谜》一书，试图从人性(食色性也)的视角切入鲁迅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探索《野草》曲笔的内在原因。作者认为《野草》中绝大部分文章都与鲁迅承受包办婚姻的痛苦有关，由于有所顾虑而难于直说，所以就用曲笔表达。于是，作者对《野草》篇章的内涵都作了“性压抑苦闷”的理解：《希望》表达的是“固在的婚外青春”，《雪》表达的是“冰雪中的性压抑”，《好的故事》是“性幻觉的故事”，《死火》是“永不熄灭的爱欲之火”，《墓碣文》是“离开家庭”，《颓败线的颤动》是“为朱安的命运担忧”等。(18)应该说，这种理解具有些许的可能，但将其视为《野草》的基本意蕴，则是一种过度的阐释。 这种附会索引式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还原研究对象，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在现象类比和结论之间缺少有说服力的支撑和联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野草》是融合着鲁迅社会经验、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哲学思考、文化感悟等为一体的大综合文本，绝非单一的爱情文本。《野草》是虚构性、主观性的艺术品，而非纪实性的自传之类的作品，两者之间不能一一坐实对应。”“《野草》中的每一篇散文诗、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都有微言大义，都隐喻着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之间的种种情事”，“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想象与虚构色彩的‘小说家笔法’”。(19)其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还是学术阐释空间的有限和对神化鲁迅的反拨。 现代文学与研究者的时间距离并不遥远，有些研究者甚至就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当事人。而鲁迅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又是被研究得最充分、最深入的作家，资料的挖掘和事实的考证已近尾声。虽说其中仍有较重要的事件有待进一步辨析，但已很难构成对已有事实的根本性颠覆。至于某些细节的新发现，往往并不能影响到对于鲁迅地位与价值的基本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