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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对待翻译的态度，可以用“认真”甚至“较真”来概括。遇到一些疑问，如果安娜也解答不了，他就直接去请教作者。他说：“翻译能直接接触作者，请教专家，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翻译《失忆的年代》时，每译完一部，他都去找作者埃斯普马克，把翻译的疑点记录下来，当面去请教。对书中一些瑞典人的粗口怎么处理，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瑞典人的粗口很少和性有关，多半和宗教有关，比如说你该死叫你下地狱见魔鬼去之类的，和“你妈”更没关系。但这类粗口在中文里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味，不那么粗，所以在有些情况下，经过和作者商量，他也会使用“草泥马”一类的方式。 万之说，做翻译的好处，就是因为在两种语言之间“流动”，所以对中文的问题更有自己的理解，就像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从翻译中，他体会到原文的语言特色构成翻译的难度，因此有人说诗歌、方言是不可译的。但万之认为，对此不可一概而论。比如《繁花》是用沪上方言，为了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写作的，但一个高明的瑞典文译者，就能够利用瑞典的商业化海港城市哥德堡(哥德堡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关系有点像上海和北京，一个是商业中心，一个是政治中心)方言来对应，很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安娜在翻译阎连科的《受活》时，就用了很多瑞典土话去对应原作里的土话，万之觉得很不错，因为可以让瑞典读者也感受那份土气。 万之说，翻译对原文和译文都构成一种考验，或者是检验。举个有趣的例子，曾有一个瑞典诗人请万之帮他翻译一些瑞典语的“七言诗”，每句都是七个词，诗人担心中文难以对应，所以并不要求每句七字。万之告诉他，其实“七言”正是中国古诗最常用的形式，所以他可以对应地翻译成中文的“七言诗”。在翻译科幻长诗《阿尼阿拉号》时，凡是原文有韵的地方，他也用了韵脚；原文句式整齐的，他译的句式也比较整齐。万之觉得，语言间的流动，魅力正在这里。他说：“知识无止境，译事其实也无止境。就是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再版，我可能还需要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