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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生于1952年，37年前，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通过高考跨入高校课堂的学子中间，万之就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尽管当时并没有这个词)。尤其是他的外语特别好，这在普遍不重视外语的中文系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当时有几份颇有名气的民办文学刊物，万之是活跃的编辑和作者，发表长篇小说和长篇诗作，被誉为新时期早期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者。与此同时，我们班也办了个诗刊《求索》。万之常在《求索》上译介当代欧美诗歌。我手头保留的几本《求索》上，就有他译介的美国罗伯特·弗罗斯特、英国达兰·托马斯和鲁德华·托马斯等诗人的作品。那时中国刚从封闭的状态下苏醒，万之用他的翻译，为社会上的青年和高校学子打开一扇通往外部文学世界的窗口。 大学毕业，陈迈平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他在导师的帮助下得以去挪威，在易卜生故乡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成了同事。后来他娶了马悦然的学生、同为瑞典汉学家的北欧姑娘安娜为妻。 中国人有很重的“诺贝尔情结”，而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关系密切的陈迈平，成了中国文学连结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纽带。不知从哪年开始，每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常可以在国内的报刊上看到万之对当年获奖作家作品的评介，以及对中国作家获奖前景的分析。正如马悦然先生所说：“我们真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通过他文学方面的训练和修养，万之取得了建筑这种重要桥梁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传奇·序》 中国作家长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与缺乏好的翻译关系很大。在瑞典，每年出版的中文文学书不超过三本，而且受市场影响，就这三本书也往往不是文学价值最高的。万之和妻子安娜，在瑞典担当起了译介当代优秀中文文学的重要工作。 在这项重建巴别塔的事业中，万之何其有幸，能与安娜为伴。安娜是马悦然先生的得意门生，对中文文学有很深的理解。她翻译过莫言、余华、贾平凹、阎连科、苏童、韩少功、虹影、陈染、刘震云等诸多中文作家的作品，出版译著40多种。尤其是她在其他欧洲语言的翻译之前，就直接从中文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很大作用。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在回答中国记者采访时承认：“莫言小说很好地被翻译成瑞典语，甚至好于英文版翻译”。安娜的译笔，优美、简练，将原作文字按照瑞典人的思维习惯进行重新组织。对于诺奖评委和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媒介真是太重要了。 由于翻译上的突出成就，安娜先于丈夫得到过瑞典文学院的翻译奖。安娜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她的中文微博有将近50万粉丝，被称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与此同时，万之致力于将瑞典著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他翻译了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瑞·马丁松的长诗《阿尼阿拉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集《早晨与入口》、多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的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以及特朗斯特罗姆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瑞典剧作家拉什·努连的剧本等。万之与安娜，堪称瑞汉翻译界的“神雕侠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