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文学翻译所需要的语言功力、语感、修辞自觉以至审美灵性，已经通过母语及外语的大量文本阅读而先于翻译实践大体形成了，翻译乃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学翻译是超越技术操作甚至经验积累的艺术活动，这也是我赖以主张“审美忠实”的根据和缘由。我认为就文学翻译而言，最关键的是审美忠实。就文学翻译中的形式层（语言表象）、风格层（文体）和审美层（品格）这三个层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 令人担忧的是，审美追求、审美视角的缺失恰恰是近年来不少文学翻译实践和文学翻译批评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甚至学科建设的论证也越来越脱离翻译本体。不少翻译研究者和翻译课教师，一方面热衷于用各种高深莫测的西方翻译理论术语著书立说，一方面对作为服务对象的本应精耕细作的翻译领地不屑一顾，荒废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学科家园。在这种风气和评价体系之下，原本为数不多的翻译高手渐渐无心恋战，而补充进来的生力军又往往勇气和魄力有余而审美积淀不足。 那么，除了通过中外文本大量阅读形成的语感、语言功力和对文学审美的感悟表达能力，从事文学翻译还需不需要别的呢？需要，需要爱，需要对原著和文学翻译事业本身的爱。用村上春树的话说，“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功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而爱的最高形式，应该说就是忘我，就是进入如醉如痴的忘我境地。 而另一方面，恐怕也不是所有作品都能让译者投入“充满偏见的爱”或“热烈之同情”，从而“到了入神忘我之境”。比如我，翻译夏目漱石和村上春树可以这样；而翻译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甚至川端康成则不然。引用童元方的表达，前者我可以“译心”，译之以心；后者则只能“译艺”，译之以技艺，即最大限度地动用技术手段。而那样一来，翻译就不是“至高无上的快慰”，而成了技术性劳作，有时甚至是一种痛楚。所以，这里有个选择问题，即要选择情投意合、能爱得起来的对象。 对于翻译来说，审美忠实也好，“充满偏见的爱”也好，最终都要落在、体现在文体上面。从这个意义上，译者自始至终面对的和处理的都是文体。盖因原作的主题、情节和人物设计，不存在译者介入的余地。译者可以介入的只有文体或语言风格。所幸那里的确是个充满可能性的神奇之地。 或许有人要问，原作文体的如实再现可能吗？或者说你译的村上就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吗？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说白了，百分之百的原作文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星球上哪儿都不存在。翻译只能向原作文体无限接近过程，永远在路上，终点是没有的。终点永远向《挪威的森林》中那个萤火虫光点一样无法触及。退一步说，翻译只能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相妥协相融合的产物。 最近翻译了村上的《生日故事》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等三个短篇，执笔翻译当中，不由得再次为他的文体所折服——节制、内敛和从容不迫，内省、冷峻而又含带温情，轻逸、灵动而又不失底蕴和质感。就好像一个不无哲思头脑的诗人或具有诗意情怀的哲人安静地注视湖面、捕捉湖面。用《舞！舞！舞！》中的话说，“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澈的清泉时所激起的”，每一道涟漪，进而追索涟漪每一个微妙的意趣。换言之，内心所有的感动和激情都被平和恬适的语言包拢或熨平。抑或，村上式文体宛如一个纹理细腻的陈年青瓷瓶，火与土的剧烈格斗完全付诸于艺术逻辑和文学遐思。 “感谢在过往人生中有幸遇上的许多静谧的翠柳、绵软的猫们和美丽的女性。如果没有那种温存那种鼓励，我基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村上在他最新的短篇集前言中这样说道。那么我得以翻译村上40几本书应该感谢谁、感谢什么呢？感谢大家始终如一的赏识和支持，感谢日本的村上和他创造的村上式文体。不无遗憾的是，文体这一艺术似乎被这个只顾急功近利、浮躁的时代冷漠很久了。而我多少引以为豪的对于现代汉语的小小贡献，可能就是用汉语重塑了村上文体，再现了村上的文体之美。或者莫如说，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汉语本身的贡献，翻译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