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去年底至今年，多部文学编年史著作相继面世，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推出三部文学编年史著作。文学编年史著作为何会不断涌现？这对文学史写作方式的转变有何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 《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健。 编年体与章节体构成互补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文学编年史著作大量涌现，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会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文学编年史的书写？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史书写理念及方法的一种转向？相对于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文学编年史的书写有怎样的意义？ 张健：迄今为止，如果就比较严格的意义而言，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编年史类的著作恐怕还算不上是“大量涌现”，更准确的说法似应为“开始出现”。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它确实意味着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算不算是一种“转向”，我还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它意味着文学史观及其书写理念和方法的一种“丰富”，并且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某种“调整”。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正式出版的著作至少逾百种。其中除了寥寥可数的几种外，绝大多数采用条块结合式的章节体。这种体例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纵向线索，按照社会背景、思潮和运动，以及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等不同板块和一定的层级区划及等级鉴别，抓取其中“主要的”人物、作品、现象和问题进行历史书写。6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例为阐释型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最终成就了章节体阐释型文学史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统治地位。 以某种文学史观统治当代文学史，虽能使“混沌”的原生态历史呈现清晰的面貌，但很可能以部分牺牲其客观存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编年体作为记述型文学史中最为典型的一种，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组织史料的结构、规则和相应的体裁特点，恰可与章节体阐释型文学史构成有益的“互补”关系。这成为编年体当代文学史“出现”的深层含义。在当下这一“文学史观”和治史者“主体精神”被空前激活、文学史书写走向多样化、文学史的“重复写作”开始大量出现、文学史的客观真实性开始被质疑的时代，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事实”进一步系统钩沉、开掘、清理、考辨的工作，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考虑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学科积淀和现实境况上的特殊性，这项工作就更带有“夯实基础”的科学意味。 就 《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而言，时间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纵向渐进过程的呈示，而且更多表现在共时态的记述上。大量史实共时态铺排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多维空间、一幅文学生态的全息图景，它使“复现”历史语境成为可能，并且可以帮助读者形成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历史感。共时态和历时态相互交织而成的“多维时空”，是编年史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一种“静默的呈现”。它不同于流行的文学史，不再是教诲和启蒙，而是谦恭和对话，它暗示历史的规律和意义“可能是什么”，从而把理解和阐释的权力交给了读者。读者则如置身于一片由史料构成的风景，身临其境、游目四望，那些看似“琐碎散乱”的史料间原来存在着多重关联。该书勉力追求的，正是这样一幅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一部由一个个被“复现”的历史场景勾连而成且具有某种历史动感的当代文学史。 编年体有利于史料客观呈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可能普遍存在 “以论带史”的倾向，而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史实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基本叙事顺序，请问这样的写作在史实材料和文学作品的遴选上有什么标准？ 张健：“以论带史，论从史出”，这是以往文学史写作中常见的提法，但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实际情况看，“以论带史”是其重点与核心，在一些史著里甚至出现过“以论代史”的现象。编年体由于有效抑制了治史者“论”的冲动，因而在史料的客观呈现方面势必表现出鲜明特色。 在编年体的记述型文学史和章节体的阐释型文学史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覆盖”关系，而应是良性的“互补共生”关系。因此，在我们筛选史料的过程中，会自觉汲取已有文学史的积极成果，充分注意那些当代文学史著在史料选择上的异同，此外，对通常意义上的“一般性材料”，在评估它们在一定时段内出现频率的同时，也会给予一定程度的注意，因为“今天”的“一般性材料”到了“明天”也可能成为“比较重要或很重要的材料”，在当代文学领域，这一点尤其重要。 在“散乱”中建立“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提到，希望《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能在“静默的呈现”中，构建起当代文学的“秩序”，帮助读者在历史的“琐碎”中发现研究线索，请问文学编年史是如何帮助读者发现研究线索的？ 张健：像其他类型的文学史一样，文学编年史也会有自己的局限，这正是我们主张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定要多元互补的原因。德国学者赫尔舍尔曾提出重建一种现代版“新编年史”的理论构想，海登·怀特也曾就类似问题发表过某些建设性的意见。传统意义上的编年体文学史，隐含在其“琐碎散乱”外观下的，实际上是一种叙事性的搁置和中断，而这种呈现“意义”的叙事性却又是任何一种有效的历史叙述所不可缺少的。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编年体例自身的缺憾，并且同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索引、资料汇编和大事纪年划清界限，我们一再强调“编年史也是史，而且应该是信史”的编纂理念。既然是写史，撰写者同样需要“史胆”、“史识”和“史笔”。因此，我们要求材料的筛选、编排，结构的设计，文字的表述，均能体现出撰写者“历史的眼光”和“良苦的用心”，希望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去抑制材料的“散乱”。这当然也是一种“主体性”，不过它应是一种懂得自律的主体性，目的是让文学的“历史事实”尽可能得到“客观的呈现”。我们同时又参考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经验，对编年史从技术层面进行了一些改进。而所有的技术性安排，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帮助读者在“散乱”中建立“秩序”，在“琐碎”中提供“线索”，扬编年体之长，避编年体之短，借以更好地满足不同人群阅读、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