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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巴黎的漫游者用皮带牵着海龟在路上散步，以此来反抗交通工具等物质的快速循环、抵御速度的暴力一般，诗人对步行的热爱着实属于现代社会的英雄行为。它的价值在于发掘出作为单一个体的都市人所能反抗城市的最为自主和有效的方式，虽然其间充满着悖论似的调侃与无奈。人类在享受速度的同时，也在牺牲着思想。根据布希亚的格言：“驾驶是一种惊人的健忘形式”，汽车扫荡了封闭小镇式社会的种种限制，加速了身体的真实运动，然而人的自由思想却被这种速度冲碎了，这自然引起诗人的警觉。于坚的步行举动对抗的是汽车对身体施加的外在暴力，而王敏的《换一种方式到南京》则指向交通工具施加在人身上的“内在暴力”，并对这样的思想暴力进行着反拨。诗人从成都坐火车到南京，列车要经停西安，“我没有到过西安/我很想在火车上/看一看西安的古城墙”，但是一觉醒来，乘务员告诉主人公半夜时已经路过西安了，于是抒情者感到自己的身体“躺着穿过了西安”，并未获得任何关于西安的印象。在诗歌末篇，诗人写道：“也许，在公元/2001年的冬天/我应该换一种方式/走路，到南京/让一匹骏马/从身边/飞驰而过。”文学家对城市文本叙述方式的转变，正是其思维方式位移的标志。诗人乘坐火车，已然不再有郭沫若他们那样欣赏移动风景的心境，虽然挡风玻璃外的风景不断流动，但它的“播放”速度和画面却是无法选择的。速度施加给人一种习焉不察的暴力，乘客只能被动地接受它，而丧失了主动观察的权力。所以，诗人的身体借助火车通过了西安，而思想却无法捕捉到任何关于西安的现实印象，他只能寄托于另一种方式——走路。用脚步丈量大地，也许是唤醒都市带给人之麻木的最后处方，也是当代文人抒情视角转变的鲜活体现。 意识到器物发达对人性造成的压抑之后，诗人们开始实践着种种诸如“步行”的尝试，更进一步说，他们通过与被观察的“人群”建立逆向的速度联系，进入另一个“现实”。进入新的历史纪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速度感逐步趋同，资讯社会的生存技术迫使人的感觉器官接受了复杂的训练，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到工具理性的世界，难以表达出个体的语言。在街头发现社会渣滓、并与之一见钟情愈发成为幻想，城市文本对文人的考验难度也越来越高。他们所要做的，便是与都市的速度感进行斗争，建立起自属的节奏，从而不至于迷失在具体的事象之中。 在即将迈入新世纪时，杨克写下《“缓慢的感觉”》，他将城市的速度感比喻成一条“忙”的疯狗，“一再追咬我的脚跟”。诗人一再地表述“喜欢缓慢的感觉”，以此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从“步行城市”到“轨道城市”，城市的历史就是提速的历史，人群穿行在现代性的速度迷咒之中，已然丧失了捕捉路边风景的兴致。诗人放弃了与众人一起奔跑，而是骤然停下，他尝试改变城市速度强加于身体的暴力，以退缩及骤停的方式，找回了缓慢的感觉。王家新有一首《田园诗》，抒情主体在京郊公路上开车时，将车开到了卡车的后面，车速的骤然下降使他意外遭遇到正常速度难以觅得的风景——久违了的“羊群”。《文学中的城市》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利罕认为，自然主义笔下的城市呈向心状态：生活被一个都市力量中心所控制；而现代主义笔下的城市呈离心状态：中心引导我们向外，面向空间和时间中的象征对应物。主人公意外见到的“羊群”，便是利罕言及的这种象征物，它指向游离于都市经验之外的全部个性体验。在降速的瞬间，抒情者的个体从群体中离心而出，而城市的本质也在偶然事件中得到揭示。因此，“降速”正是具有“离心”功能的观物视角，在诗人选择或遭遇“缓慢”的同时，崭新的现实感觉结构、或者说属于诗歌的现实感觉结构逐步确立了，这正是在写作中发明的现实。 总之，诗人独特的感觉结构不只是重新确立速度的结果，而且是新的图式和诗学范例的开始。既然存在于现实中的物质主义倾向将都市人的观察力限制在统一的速度指标上，那么“降速”就成为城市现实中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在日益趋同的速度感和时间观念之外，获得更多个人化的异质体验。从另一个层面说，由内部空间建立起的缓慢的时间性，在一定程度上涤除了城市外部诸多的思想规束，它便于作家找到联系既往与未来的经验焦点，以重新构筑话语的平衡，抵达真正的心灵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