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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词中的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 城市、尤其是京城承载着上至朝廷各种典礼、下至市民各种风俗的文化活动，是一座礼俗文化空间。吴自牧《梦粱录》所载《满庭芳》、《庆清朝》、《瑞鹤仙》诸词，便书写了南宋一年一度倾朝出动的朝飨礼与恭谢礼的宏大场面。《满庭芳》云： 凤阁祥烟，龙城佳气，明禋恭谢时丰。绮罗争看，帘幕卷南风。十里仙仪宝仗，暖红翠、玉碾玲珑。銮回也，箫韶缓奏，声在五云中。千官迎万乘，丝纶迭迭，锦绣重重。听鸣矟辇路，宴罢鳌宫。瞻仰天颜有喜，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固拱，圣寿永无穷。据吴自牧载：“每岁孟冬，例于上旬行孟冬礼。遇明禋，行恭谢礼，系先一日朝飨，次日方行恭谢。百官与宰相起居，在学士院伺候驾出景灵宫。……驾前教乐所伶工导引，作乐逍遥。辇后钧容直动鼓吹从后，诣景灵宫行恭谢礼。礼成，就西斋殿赐平章、执政、亲王、百官宴，盏次食品，并如朝会。”又《瑞鹤仙》云：“欢声盈万户，庆景陵礼毕，銮舆游步。西郊暖风布。喜湖山深锁，非烟非雾。传收绣羽，骅骝驰骤绒缕，望彤芳、稳稳金銮，衮鸾翔舞。”(27)则又书写了朝会结束后君臣与市民同乐于西湖山水间的情形。若从前文所述词人的政治心态观之，这显然典型地体现了南宋君臣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场景，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举行朝飨礼与恭谢礼是履行既定的国家仪礼的具体体现。《满庭芳》、《庆清朝》、《瑞鹤仙》等词所书写的，便是履行这一仪礼的时空序列，其中所谓“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固拱”等等，虽属毫无实际意义的套话，却也表现了君臣和市民共同所拥有的一种愿望和祈求，是由国家典礼滋生出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俗文化心态，也就是说，词所展示的，是基于这一心态创作而成的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 综观宋代君臣与民同乐的文化活动的盛况，莫过于节序庆典、尤其是元宵。元宵又称上元或元夕，其表现形态是张灯宴游。自十四日起，或张灯三夜(28)，或张灯五夜(29)。盛唐以后，元宵张灯渐盛，但其活动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民间并不流行，至北宋，则盛行于整个社会而“冠于前代”(30)。仁宗在一次元宵御楼观灯时还谓大臣：“朕非好游观，与民同乐耳。”(31)徽宗闹元宵时，又于灯山悬挂“宣和与民同乐”的金字招牌(32)。元宵热闹盛大的场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有详细的记载，在北宋词中也屡有书写。大量事实表明，元宵张灯宴游成了北宋君臣“与民同乐”的“狂欢节”；至南宋，其狂欢程度堪称空前。据周密记载，临安元宵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张灯期间，“终日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而且“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殢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态也”(33)。在宋代，元宵活动并不限于京城，作为元宵的前奏，“灯市”也常见于其他城市，但临安“灯市”期间昼夜箫鼓不绝、歌舞不止的情形，为北宋汴京或宋代其他城市所罕见，故陈著《玉漏迟》称此情形“镇似元宵时候”。南宋临安元宵张灯宴游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又赵长卿《宝鼎现·上元》云： 嚣尘尽扫，碧落辉腾，元宵三五。更漏永、迟迟停鼓。天上人间当此遇。正年少、尽香车宝马，次第追随士女。看往来、巷陌连甍，簇起星球无数。政简物阜清闲处，听笙歌、鼎沸频举。灯焰暖、庭帷高下，红影相交知几户。恣欢笑、道今宵景色，胜却前时几度。细算来、皇都此夕，消得喧传今古。绮席成行，炉喷袅、沉檀轻缕。睹遨游彩仗，疑是神仙伴侣。欲飞去、恨难留住。渐到蓬瀛步。愿永逢、恁时恁节，且与风光为主。该词层层书写了南宋皇都于“元宵三五”夜从宫廷到民间张灯宴游、“普天同庆”的盛大场面与狂欢氛围，一派元宵意象。在这种意象里，虽然没有以元宵为背景的小说那种“颠覆了日常生活原来预设的礼法和时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贵贱之别，男女之防，从而提供了男女相处的机会，于是许多小说中幽会与艳情，便放置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演绎出种种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34)，但同样打乱了平时的礼法秩序与社会等级，人与人在平时由礼法秩序与社会等级筑就的坚固的距离屏障，为灯下的宴游狂欢所冲破，人们在公共的宴游空间里融为一个狂欢整体，不分贵贱，不分男女，无拘无束地“次第追随”“恣欢笑”，并随便而亲昵地接触。辛弃疾在京所作《青玉案·元夕》下片：“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又具体呈现了这种发自真实人性的新型人际关系。他如康与之《瑞鹤仙·上元应制》、张抡《烛影摇红·上元有怀》、史浩《粉蝶儿·元宵》、吴潜《宝鼎现·和韵己未元夕》等一系列西湖元宵词，也都体现了这一点。从民俗学角度观之，作为节序活动之一的元宵张灯宴游，是一种风俗行为；而作为风俗行为的节序活动，则构成了一年的生活节奏，“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35)，透过赵长卿等人词作在书写张灯宴游中形成的西湖元宵意象，却不难看出人们通过闹元宵的狂欢节奏所编织的“生活文化之网”的具体形态，从中可以窥见作为文化“标征”的西湖风俗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无论南宋抑或北宋，元宵之所以成为“狂欢节”，狂欢中之所以流露出真实人性，展现出新型人际关系，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不无关系。“学者们描述中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变革，以为始于8世纪下半叶，至北宋而达于顶点”。而“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赋税和贸易日益货币化了；商人的人数、财富和力量增长了；社会和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阶级的态度缓和了”(36)。从而促进了城市、尤其是京城的消费与娱乐，使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成了全国的文化娱乐中心。而早在北宋，杭州的商业经济已居全国之首。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在一份奏章中指出：“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37)《宋会要·食货》所列税额数目，北宋杭州不但多于江宁和苏州，并超过了首都开封，位列全国第一(38)。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长，一方面促使市民形成了前引柳永《望海潮》所谓“竞豪奢”的民风习性，也就是周密所说的：“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  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39)这一民风习俗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诱发了市民的娱乐激情，加诸西湖得天独厚的“天下景”，朝暮晴雨，四时总宜，又形成了喜遨游的习俗。即陈造所谓“杭人喜遨……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宜。然湖山之胜，近在城外，城中凭高，约略在目；一举足，则向得之约略者，皆身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势然”(40)。这从周密《曲游春》中可见一斑：禁苑东风外，扬暖丝晴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丝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烟，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冪。歌管酬寒食，奈蝴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该词所展示的是元宵过后的“探春”意象。关于西湖“探春”的热闹情形，周密有具体的记载：“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若游之次第，则先南而后北，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其外几无一舸矣。弁阳老人有词云：‘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盖纪实也。”(41)其实，周密笔下的《曲游春》，不仅是对西湖“探春”场景的纪实，而且也是对生活在西湖“天下景”的居民“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的生活风习和性格意象化的展现。 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指出：“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42)进而言之，居民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由于他们的各种活动，使城市空间变得鲜活而又生动；而居民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风习和性格，则是城市风俗文化的核心所在。风俗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与经典文献式的理论形态的高层位文化相比，属于习惯性的生活形态的低层位文化。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古代中国，体现风俗的是一定区域社会各阶层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并直接参与其中、囿于其中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决定其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的，则是区域人群的生活标准、趣味原则和心理积习，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文化性格。宋代杭州居民从“东南第一州”时“竞豪奢”到成为天城帝都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的风习和性格，便是在经济不断繁荣，财富不断增长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主导着他们的各种活动，也成了西湖生活空间的鲜活灵魂。这一灵魂作用于他们的节日狂欢，也作用于新旧居民的日常生活。下列记载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43)城市空间的聚集性与流动性，为四方商人和士子进城生活提供了可能与条件。俞国宝，临川人，淳熙时太学生，是西子湖畔的一位新居民。其《风入松》既真实展现了京城居民于日常生活中“竞豪奢”，喜遨游的纷繁空间，又尽情书写了自我遨游西湖的浓情豪兴，自己也充当了“佚乐自肆”者。时为太上皇的高宗赵构，同样属于一位特殊的外来居民，也与俞国宝一样加入了“佚乐自肆”的遨游行列，并在认同俞词的同时，也认同了生活于西子湖畔的居民长期奉行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换言之，作为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外来居民俞国宝与赵构，尽管他们的身份与地位有天壤之别，但都获得了与原住居民相一致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在其他词人笔下众多书写遨游西湖空间的词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然而，由于西湖的这一文化空间偏偏与南宋京城的政治空间同时并存，而如前文所述，在西湖政治空间中的首要矛盾，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和战之争；卧薪尝胆，收复中原，或强化斗志，抗击外侵，是爱国志士的终身志向。因此“暖风吹得游人醉”的西湖常常遭致时人哀叹，甚至将南宋的退缩和灭亡归咎于西湖；展示以居民的风习和性格为灵魂的西湖文化空间意象的词作，也同样常常遭致后人的讥讽。方回在《涌金门城望》中便说：“《风入松》词万口传，翻成余恨寄湖烟。难寻旧梦花阴地，剩放新愁雪意天。”(44)对《风入松》词包括词作者和高宗的讽刺溢于言表；诸如此类的讽刺乃至激烈的批判，在当代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也不乏其例。这种讽刺与批判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当我们承认国家政治与民间风俗之间有差异时，当我们将南宋志士的爱国情结与杭州居民的生活习性分别对待时，上述呈现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之词，也就不乏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无可厚非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