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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江南书写的文化乡愁 无论是对南下或者北进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江南书写都是他乡写作，在为人们呈现出独具意蕴的江南书写之际，他们笔下的江南终不免乡愁的意味。事实上，江南书写中饱蘸乡愁意蕴这样一种表达特征，非常普遍，典型如“游人只合江南老”之类的名句，但元代江南书写在多元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中却彰显得异常生动、复杂，同时却又几乎不为当下诗文研究者所注意。对于北进的南人来说，他们期望在北廷获得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元廷对南人始终不能去怀的防嫌，使他们的政治愿景最终化作泡影，以此，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江南即由生长的家乡上升为精神的故园；对于南下的西北子弟来说，他乡为客、南北文化差距，更兼元末北都朝廷的衰颓、南方豪强势力的壮大以及对西北回回的忌恶，不能归去的西北子弟不免在他们的江南书写中寄予北归乡愁。 在前面讨论元代南人北进风潮的内容中，我们已指出，南人们无论是被动出仕还是主动求仕，儒家文化浸渍深刻的他们都期望进用于朝廷，有功于世道苍生。但诚如叶子奇所指出的那样，北廷对于南人的态度一直都“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而且还“自以为得亲疏之道”(54)，这对于辛苦北来的南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藉此，南人们都不免以书写江南的方式来表达故土思念情绪，寄予自己出仕北廷的悔悟情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元廷获得极大成功的赵孟頫和虞集的表达。 赵孟頫在入仕北都的三十余年中，历仕五朝，从元世祖力排众议，起用为信臣，到元仁宗对他近乎个人崇拜式的推崇与尊重，官拜集贤大学士，用一品例，推恩三代，赵孟頫在北廷所获得的成功堪称时代之最。但赵孟頫却将自己的出仕定位为罪过，曾作诗曰《罪出》，基于这首诗，从明清时候开始，人们都认为赵孟頫意识到自己“出处之义有乖”，所以有“深自悔”之情(55)。而从追随赵孟頫二十余年的杨载为赵孟頫所作的行状来看，赵孟頫起初是期望出仕的。杨载写道： 魏公薨，公始十一岁。生母丘夫人，董公使为学，曰：“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亦已矣。”语已，泣下沾襟。公由是刻厉，昼夜不休。性通敏，书一目辄成诵。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皇元混一后，闲居里中。丘夫人语公曰：“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公益自力于学。(56) 赵孟頫虽然是宋宗室子弟，但生在南宋末期，所谓王公贵戚的待遇已形同虚文，他的母亲期望他能读书以振兴家族。在元廷冷落江南的岁月里，赵母依旧勉励赵孟頫发愤读书以等待被元廷任用的时刻，赵孟頫最终能摒除自己的宋宗室身份愿为元廷所用，恐怕就与他的家庭条件以及本人期待用世的哲学理念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他最终放下身段出仕新朝行为中不容忽视的内容。 初到北廷之际，赵孟頫曾经非常努力、积极地融入到北人政治和北方文化圈，以求得政治上的进展。曾参与至元钞法改革，为掰倒把持朝政的桑哥用尽心力，等等。尤其是掰倒桑哥一事，赵孟頫用心非常缜密。据载：桑哥执政导致民怨颇大，京师发生地震，赵孟頫即以此谕告阿鲁浑萨理，认为地震的发生与桑哥执政密切相关，“阿鲁浑萨理(按：《全元文》作“阿剌浑撒里”)公奏如公言，上悦从之”。又载，赵孟頫见彻理乃元世祖身边近侍，遂欲借彻理来谏谕元世祖阻止桑哥用政，“告之曰：‘上论贾似道误国之罪，责留梦炎不能言之。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免责。第我疏远之臣，言不必听，观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捐一旦之命，为万姓除去残贼，此仁人之事也，公必勉之。’彻理公曰：‘……公幸教我以有机可乘，殆天为之。’遂径至上前，极数桑哥之恶，百倍似道，不亟诛之，必乱天下。”(57)由杨载的叙述来看，桑哥的倒台，赵孟頫与有力焉，但赵孟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非常有意思，他是作为策划者一直在背后鼓动元世祖爱重的回回高层阿鲁浑萨理以及近侍彻理等人去行动，这让人既能看出他的婉转手腕，也能看出他政治生涯的委屈，而这恐怕也是他终于对自己出仕元廷感到后悔的重要原因。他的《罪出》写道：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陇谁为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58) 北廷对于赵孟頫的最大意义在于其政治的吸引力，当政治理想的实践非常委屈时，那么北方生活的艰难就变得特别难捱了。这首诗中，除去抱怨为官不自由的情绪外，“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一句的意味特别值得推敲。由诗句的上下文来看，这句诗并非哭穷，而是抱怨北方游牧区域缺少蔬菜的生活条件。这个表达很切直。游牧族群以肉食、乳食为主，蔬菜较少，而南方农耕区域，人们多食菜蔬、鲜果，南人在北方生活颇难适应。像由宋入金的南方人朱弁曾因在北地饱食新鲜的虀菜之后，心情愉悦地作长诗抒情，表达自己梦寐难忘的相思：“今来滞殊乡，白首家万里。犹能对荤膻，咀嚼出宫徵。回思十年梦，争夺殊未已。饱食但谋身，吾顙良有泚”(59)，某种程度而言，气候环境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使北进的南人滋生了浓厚的思乡情绪，进而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抉择产生偏离，赵孟頫就是这样。在赵孟頫的笔下，北方气候“苦寒气又偏”，冷的时节“木皮三寸冰六尺，面颊欲裂冻折弦。卢沟强弩射不过，骑马径渡不用船”，天寒地冻的，根本不是宦游北地的南人所能习惯；北方贵族们可以穿“狐貉”以御寒，而宦居京城的南方寒士，只能苦捱；寒士们工作辛苦，每每“瘦童羸马鸡鸣前”，却生活艰辛，“太苍粟陈未易糴，中都俸薄难裹缠”，还不如烧丹铅的道士受重视(60)。在政治不太如意、生活寒促的情境下，赵孟頫许多诗里都表达着自己的江南思念，把出仕认作人生的罪过，觉得回归江南才是自己生命的王道：“我生悠悠者，何日遂归耕”(《桐庐道中》)、“相思吴越动经年，一见情深重惘然”(《次韵王时观》)，在久别江南、不能归去时，赵孟頫恍然发现自己“沧洲白鸟时时梦，玉带金鱼念念非”(《和姚子敬韵》)，自己并不适宜出仕，江南才是自己的灵魂故里：“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题范蠡五湖杜陵浣花》二首之二)，而江南除了气候温暖、长林风草、江湖春水之外，它的美好更在于有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生活环境——纯粹的地理乡愁因为出仕的委屈而被赵孟頫上升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乡愁的表达。 与赵孟頫同等成功的南方人虞集也在他的许多江南书写中表达着他不变的退隐、归去主题。虞集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侍书大学士，曾担任《经世大典》的总裁官，是元文宗时期宠极人臣的南人，为何还念念不忘地要归去呢?也许还是政治理想失落与生活条件的不适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吧。作为南方世家子弟，虞集在少年时代便已经“于经传百氏之说、帝王之制、有国家者兴衰得失之由与其为之之术，无不学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核于近代者，尤精详矣”(61)，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等大决策，虞集都有很好的理念。虞集曾对信重自己的文宗说，若能让他治理一郡，则“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一定能使当地“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62)，但最终虞集没有在任何实职中发挥影响，基本沦为馆阁帮闲。这对他的教育背景来说或许是种较为难堪的结果吧。政治上的失意使得虞集总以江南书写来慰藉乡思。而在虞集诸多的江南书写中，最引人注目的表达是将“听雨眠”与退隐、归去主题连在一起。比如这首题画诗： 《题吴兴公春江听雨图，并序》 (序)越鸟巢南枝，所欲得于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区区不余畀，睹此慨然。 忆昔江湖听雨眠，翩翩归雁度春前。数株古木依茅舍，老去何年踏钓船?(63) 作为题画诗，它可以被理解为画家赵孟頫和诗人虞集两人共有的心灵意象。诗序中，虞集用“越鸟巢南枝”为总起句来指明自己出仕的违反本能，而画意以及自己的心意则在于回到往昔江南的世界，钓船听雨眠。虞集有许多作品都寄予着或浓或淡的“忆江南”主题，曾有人总结虞集诗风说：“京国才名四十年，玉堂彩笔拟神仙。梦中一角江南路，惯着孤蓬听雨眠”(64)，既指明了虞集在京城的文坛影响与声名，又点明了虞集创作中非常突出的江南主题书写特征，还揭示了虞集江南书写喜欢用听雨眠意象的特质，非常形象。一般来说，南方人到了北方，非常不适应的是北方干燥的气候条件，往往会思念江南的湿润，对江南的多雨气候非常怀恋，所以“听雨眠”既是江南文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江南文人的诗意文化象征，不仅是赵孟頫、虞集，许多南方文人都很容易在听雨眠的意境中获得情感的慰藉。 当大批南人带着政治理想北进大都之后，最优秀如赵孟頫、虞集等人尚且只能以文职终老，更不论许多普通而积极的南人。相对贫瘠、粗糙的北方游牧文化背景，以及备受排挤、倾轧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的用世理想基本落空，或者说，他们在农耕文化熏陶培养下所训练出来的素养并非游牧文化主导的朝廷所期许的素质，以此，漂泊北都的江南文人都深感疲惫，总不免在创作中带上江南的影子，恬静、悠游的江南意象象征着他们熟悉的农耕文明，他们在其中寄予乡愁、思归情结，即此江南从他们的生养地上升为精神家园，成为慰藉他们在游牧他乡负面情绪的文化象征。 西北子弟江南书写里的文化乡愁。南人在北地泛滥着江南乡愁，而北人在江南流淌着北归情绪。在北人进入南方农耕文明的腹心地域之后，随着文化浸染程度的加深，代表农耕文明最高水平的江南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时，北人在意识到自己为客其中的地理差异的同时，也逐渐生长出一种南人不能完全体验的异乡孤独感和文化乡愁。这种情绪在早期表现为“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65)的明朗忘归情绪，后期表现为滞于南夏，不能归去的伤感失国情绪。前期以萨都剌的创作为代表，后期以丁鹤年的创作尤其引人注目。 萨都剌对江南进行书写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而让人尤不能去怀的是作者清晰的北客视角。翁方纲评价萨都剌诗风认为：“说者或谓雁门诗类杜樊川，然其轻清绮缛，飚举而上浮，盖不尽樊川也”(66)，这“轻清绮缛，飙举而上浮”的风格恐怕正是萨都剌在被南方农耕文化浸袭的过程中，努力保持自己的游牧风沙气息，一直没有失去的北客视角和淡淡的文化乡愁意识吧。在萨都剌的诗里，明明还是名山丽水俏佳人的情景，作者会忽而笔锋一转，或是“吴中过客莫思家”，或是“我歌水调无人续”，(67)非常明白地告诉人们，水光山色的江南世界里，他只是身在其中的北方客，对于美好的江南风物，他有沉迷的情绪，但更有舔啮乡愁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北客视角，萨都剌的江南书写透出一股客里江南、以异邦异腔书写的独特韵味，这种北客视角是江南文人不能进入而马祖常、贯云石、薛昂夫等北人又尚未写透的，典型如这首《北人冢上》： 南人城南逢清明，北人望北号哭声。人生何处问南北，春秋霜露俱含情。天涯芳草何青青，杜鹃口血花冥冥。酪浆一壶麦一饭，香火照日藏流萤。自言家住大河北，闽岭相望六十六。血气寻寻呼应声，音容皎皎常在目。虚名薄利非良图，故山松柏号夜狐。儿身有禄亲不待，亲坟无主儿义辜。低头再拜襟尽血，行路人情为惨切。纸灰低拂绿杨风，杯沥浇残沙上月。人言朔客铁心肠，谁无半饷情惨伤!游宦既知离别苦，何如拂衣归故乡!(68) 这首诗写北人对南方清明风俗的接受以及北人清明时节的行迹和内心感受，写得非常婉切动人。作者不仅感同身受地写尽北人身在江南思亲念远、不能北归、无法尽孝的悲痛、伤感情怀，而且淡淡地辩驳了南人认为北人情感粗莽的说法，对南人在文化情感深处歧视北人的态度有所揭示，认为北人和南人一样有重情、重亲、重孝的情结。萨都剌家因其父镇守云中、代郡，定居于雁门，萨都剌对人一般自称雁门人，他为此把自己的诗文集也命名为《雁门集》。自古以来，“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以地理气势而言，小家碧玉、吴侬软语的江南远不能与苍凉、险峻，傲临天下的雁门相比。在《雁门集》中，萨都剌反复以雁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客里江南的他乡心境和北归情结，尤其情深的是《岁云暮矣》三首： 岁云暮矣，子将焉之?江南木落鸿雁飞，娟娟美人淮水涯。淮水去不止，相思日千里。 岁将暮矣，子将焉往?燕山雪花大如掌，娟娟美人淮水上。淮水日夜流，相思无尽头。 岁云暮矣，子将焉行?江南水落天雨霜，娟娟美人淮水傍。淮水不回头，行人上兰舟。(69) 诗歌写出了北人对于江南，在地理、文化、情感上的距离与疏离，流露出期望归去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的揭示才让人迥然意识到并非优秀的文明便等同于心灵的家乡，江南再好，未必是游牧北人的精神故园。 如果说，在萨都剌活跃的时期，西北子弟们还试图在江南书写中用北客视角来彰显自己不能被同化的游牧情怀的话，那么到了元末，江南地方豪强势力的林立蜂起，北方朝廷对全国控制力的减弱，滞留江南的西北子弟处境日益艰危的情形下，他们的江南书写就围绕着何日北归、如何北归、不能北归等主题而带上了焦灼、惶急的心态。这其中丁鹤年独特的人生境遇与他的江南书写最为典型。 丁鹤年家自曾祖阿老丁之后便定居江南，丁鹤年本人是著名的孝子。据顾嗣立记载，丁鹤年嫡母病死后，他“盐酪不入口者五年”；因为战乱，丁鹤年生母病死途中，辗转而得以“棺敛以葬”，丁鹤年悲伤得“啮血沁骨”；晚年，丁鹤年“屏绝酒肉，庐父墓以终其身”，除了血统是西域回回人外，丁鹤年在文化上完全被儒家文化所浸透。正因为此，当形势不利时，他的境遇才倍为艰危，他的《禅室述怀十六韵》写道： 出处两茫然，低徊每自怜。本无经国术，仍乏买山钱。故邑三千里，他乡二十年。力微归计杳，身远客心悬。桃李谁家树?禾麻傍舍田。鹑衣秋屡结，蜗室岁频迁。逝水终难复，寒灰更不然。久要成龃龉，多病复沈绵。俯仰衷情倦，栖迟野性便。延徐谁下榻，访戴独回船。耻洒穷途泣，闲修净土缘。谈玄分上下，味道悉中边。有相皆虚妄，无才幸苟全。栖云同白鹿，饮露效玄蝉。高蹈惭真隐，狂歌愧昔贤。惟余空念在，山寺日逃禅。(70) 丁鹤年生在元代中晚叶，成年之后便赶上了江南地方豪强的崛起和江南战乱，他所居处的浙江一带是方国珍的统辖地区，“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这首诗正是丁氏有心北归，无力回去，对自己“出处两茫然”、逃禅世外境遇的写照。顾嗣立曾引丁氏诗评价其创作云：“行踪不逐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的确是对丁氏诗歌主题和基本意象的精准揭示(71)。在丁氏诗集触目皆是的以江南为背景书写的作品中，始终都回荡着期望北归，却无法归去的主题，典型如这首《异乡清明》： 十年澒洞家何在?万里清明客未归。雨僽风僝花乱落，泥融沙暖燕交飞。烟生榆柳推迁速，云锁松楸拜扫违。旅雁尽回音问断，侧身长望泪频挥。(72) 作为中原民族祭祖扫墓的传统节日，大量南下的西北子弟也浸染其风，萨都剌诗里写过北人对清明节的接受，而丁鹤年则已将清明文化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当赵孟頫为自己出仕北廷不能清明扫墓而“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罪出》)时，滞留江南的丁鹤年为自己在异乡不能北归扫墓而追目旅雁，“长望泪频”。如果说，“江花江草”、“听雨眠”代表着江南文人在北地对江南的诗意表达的话，那么，“归雁”作为传统思归意象的代表成为客里江南的西北子弟们寄予乡情、悬念故国的象征，在丁鹤年的江南书写中，他不停地使用北雁意象来彰显自己不能北归的茫然：“月落江城转四更，旅魂和梦到滦京。醒来独背寒灯坐，风送长空雁几声”(《闻雁》)、“兵戈故国日凋残，野蔓荒烟白骨寒。目送飞鸿度关塞，有书无处报平安”(《题雁》)、“茫茫原隰无求处，独立长风送雁声”(《读应奉兄登科记愴然伤怀因成八韵》)(73)，真是深可哀悯。 概而论之，南方农耕文化在元王朝平定江南约五十年之后，终于深深地改变了那些谙习弓马的北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审美取向。一方面是北人为南方精致文化所吸引，不断学习、调整自身文化气质的过程：从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或者他人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北方游牧民族的子弟们像南方世家子弟一样，收藏名人书画、聚藏经籍典要、赏玩名花胜景、与同僚联句雅集、唱和应酬等等，正是这种南方农耕文化的内化影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元代文艺创作的当行里手。另一方面是南人为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恢宏气魄所慑服，不断修整自身文化气质的过程，而以江南意象为表达主题的“江南书写”最终成为南北文人共咏联唱且对话的主题，某种程度而言，是北人为南风所熏、南人努力推波助澜的结果。综合起来看，在东晋士族大批迁移江南之后，以江南为主题的书写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融合进程，在文化上不断得到认同、强化和提升，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大辉煌流脉。而江南对于东晋南迁的北方士族而言，是山水佳丽地，他们用山水诗如实地描摹了江南的风景；对于唐人而言，江南是与边塞、京畿并存的地域空间，他们用田园牧歌的方式写意江南；对于宋人尤其是南宋人而言，江南是美好的繁华地，他们用尽繁文缛辞来颂咏它；从元代开始，江南成为文化的江南、精神故园式的江南。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其时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明的碰撞、交融，江南代表着精致的农耕文明，作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优质媒介，在南北多族文人的共同书写中，成为元代优质文化的象征，被南北文人共同书写、怀想和提升。南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才是江南文化品味提升的关键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