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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 单体总集选录作品的体制，可以细分为系人(作者)、系时(时代)、分类(题材)、分体(体裁)等多种形式。如《唐人选唐诗》中的总集，大都以诗人为纲，每人选录若干首诗作；《古赋辨体》则按照赋体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选录代表作品；《瀛奎律髓》将唐宋律诗依不同题材分为49类，每类下选录若干作品；《松陵集》将诗歌区分为若干细类，再分别选录诗作。这些均是不同体制的单体总集之例。从文体学的角度着眼，这些单体总集对文体研究的深入程度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细化文体分类 以诗体分类为例，自六朝后期“新体诗”逐渐形成，到初唐时期近体诗的成熟，诗歌体类渐趋完备。但是，诗歌体类的确立和定名，则要到中晚唐时期。唐人选编的唐诗集通常以人系诗，并不分类或分体。专门研究唐代诗集的万曼先生在《唐集叙录》中说：“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目。”⑨韩愈长庆四年(824)冬去世后，其门人李汉编定韩集，作《昌黎先生集序》称：“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⑩李群玉大中八年(854)上呈《进诗表》称：“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11)这是唐代别集中较早区分诗歌体类的例子。可以说，李汉、李群玉已将诗坛上早已认同的诗体分类贯彻到别集的编纂中。而稍后编成于晚唐咸通年间的单体总集《松陵集》则将这一诗体分类进一步固定下来。《松陵集》是晚唐诗人皮日休咸通十年(869)前后任苏州刺史从事时与陆龟蒙的唱和诗集，“凡一年为往体各九十三首，今体各一百九十三首，杂体各三十八首，联句问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12)极为可贵的是，皮氏在《松陵集序》中对春秋以降诗体的沿革做了详细回顾：“春秋之后，颂声亡寝，降及汉氏，诗道若作……盖古诗率以四言为本，而汉氏方以五言、七言为之也……逮及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始切于俪偶，拘于声势……由汉及唐，诗之道尽矣。”(13)《松陵集》的编排是卷1至卷4为“往体诗”(即古体诗)，卷5为今体五言诗，卷6至卷8为今体七言诗，卷9为今体五七言诗，卷10为杂体诗。这样的编排顺序体现了诗体的发展历程，也成为后来诗集分体的一般规则。皮氏在卷10“杂体诗”前撰有《杂体诗序》一篇，更对各类杂体诗的缘起和发展作了全面考察，文中提及的杂体诗有联句、离合、反复、回文、叠韵、双声、短韵、强韵、四声诗、三字离合、全篇双声叠韵、县名、药名、建除、卦名、百姓、鸟名、龟兆、藁砧、五杂组、两头纤纤等20余种，并称：“由古至律，由律至杂，诗尽乎此也。”(14)这是两篇诗体学的重要文献，体现了皮日休对诗体分类的自觉探索，并带有总结性，为到唐代已成熟定型的诗歌体类区分奠定了基础，在文体学上值得充分重视。单体总集编纂对文体分类细化的作用在这里体现得十分典型。又如宋末元初的方回所编《瀛奎律髓》是一部专选唐宋律诗的总集。它沿袭《文选》在诗赋各体下再按题材分类的传统，将唐宋律诗依题材(少量依作法)分为：登览、朝省、怀古、风土、升平、宦情、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仙逸、伤悼共49类，每类前冠以小序评述，其类目较之《文选》大大细化，对分类揣摩作品的效果十分明显。至于《文章正宗》将“明义理切世用为主”的文章，以“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的原则区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4类，是一反传统的功能分类法，而主要着眼于文章的表现手法，更是古代文体分类史上的一大创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梳理文体发展 每种文体都有萌芽、生长、定型、发展的历程，对成熟文体发展过程的梳理，是文体研究深入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心雕龙》文体论“原始以表末”讨论的就是这一过程。用文集选录作品可以使这样的梳理更为直观，能更好地指导写作。但是，别集和多体总集都不合适承担这一任务，只有单体总集最适合进行文体发展的梳理工作。前述《松陵集》就是将诗体沿革的探讨和作品的编选结合在一起。更为典型的例子则是元代祝尧所编纂的《古赋辩体》。祝氏述其编纂宗旨是“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从而达到“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的目的。全书以《诗》为赋体源头，强调“诗人之赋”的特征是“吟咏性情”；《诗》以下，赋体的发展历经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几个阶段，其中“骚人之赋”尚能“发乎情”，“形于辞”，“合于理”，其后的“词人之赋”则愈趋追逐辞与理，完全丢弃了诗人之义；失之情而尚辞不尚意的演变为俳体赋，失之辞而尚理不尚辞的演变为文体(即散体)赋，而俳体中又衍生出律体赋，“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祝氏大力倡导“祖骚而宗汉”的古体赋，强调“欲求赋体于古者必先求之于情，则不刊之言自然于胸中流出，辞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于俳；无邪之思自然于笔下发之，理不求当而自当，又何假于文”(15)。全书以“情、辞、理”串起赋体的演变线索，并以之为标准，将赋体体式区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诸类，并对各阶段体现其体式变迁的代表作进行评点，体现了编纂者鲜明的宗旨。《古赋辩体》通过梳理文体沿革总结其演变规律，借由作品编选达到辨析文体的目的，《四库提要》评价其“采摭颇为赅备”，“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16)，从而成为赋体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也为用编纂总集深入研讨文体树立了典范，对后代文体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探索文体作法 研讨文体的根本目的是指导文章写作，单体总集能在选录某种文体范文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这种文体的作法，从而起到多体总集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宋代魏天应编、林子长注的《论学绳尺》。宋代科举考试文体中，试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还延伸到部分铨选考试，“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17)。因此，《十先生奥伦》、《指南论》、《宋贤良分门论》等试论选本层出不穷，而《论学绳尺》则在编选试论范文时，从写作角度区分为78格，如“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等，并通过题注、夹住、尾评等形式加以详尽的评说，用以指导模仿写作，所谓“专辑一编，以备揣摩之具”(18)。这种形式的实质，是将传统的“诗格”、“文格”类著述体式，融于总集编纂中，将研读具体作品和探索文体作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将总集指导文章写作的文体学意义发挥到极致；又因为它着眼于单种文体，更能做到集中和深入，避免泛泛而论，故效果更为明显。类似的例子还有宋代周弼的《三体唐诗》，所谓“三体”指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周氏将律诗句法区分为虚、实两种，抒情为虚，写景为实，认为一首诗内须虚实搭配。据此，他将七绝和五律各分为7格，七律分为6格，分格系诗，汇成一部诗选。这样分体、分格选诗的意图也是深入探究诗歌作法，用以指导写作。《四库提要》认为，所列诸格虽“不足尽诗之变，而其时诗家授受，有此规程，存之亦足备一说”(19)。 (四)集成成熟文体 古代文体的演进发展，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有的文体形成后就一直“热门”，创作不断，历久不衰，如古体诗、近体诗、词以及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一些实用文体；但有些成熟文体则因为环境变迁、本身局限等各种原因，在经历了创作高潮期后就逐步走向衰歇。而这类文体的集成总结工作，往往由单体总集来承担。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乐府诗由于与音乐和乐府机构的特殊关系，在古代诗歌中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类，《文心雕龙》中有《乐府》篇进行专题论述。其后南北朝乐府和唐代新乐府又有新的发展，只是自晚唐词体成熟后，乐府诗的创作渐趋式微，后人偶有仿作，已难成气候。《乐府诗集》对历代乐府诗创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按照其音乐特性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12类，分题集成其作品，并用小序和题解的形式探讨其源流演变，评论其代表作品，使之成为乐府诗一部集大成的总集。《四库提要》称：“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诚乐府中第一善本。”(20)此外如宋代桑世昌编《回文类聚》，汇聚历代回文作品，序文考述其源流、体制，也成为回文这一特色文体的集成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