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鄂梅：更加走向内心 我是属于半路进城的，留着乡村记忆的尾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尾巴，跟当代的乡村比较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我们记忆中的乡村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从价值观到乡村到整个环境完全不一样，这对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你写乡村肯定写不出来了，回去看已经很不习惯了，乡村已经不是你所认识的乡村。但是你在城市里生活，方方面面都有接触，这个城市不一定是接纳你的。或者你认为它不是接纳你的，这种困扰会存在很长时间。 文学作品跟现实天生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的创作不一定要跟城市化的进程保持一致，事实上这也不可能。我们可以滞后一点。从一个写作者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立体地写那么广阔的一个城市的环境，作为一个具体生活的人，肯定是从身边最熟悉的、具有感悟的、不得不写的事情去开始。 我们的写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看那些大家包括现在新兴的那些人，读他们作品的时候，不觉得他是来自一个遥远国度的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人。我们觉得跟他们是一类，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这意味着巴尔扎克时代或者托尔斯泰时代写作方式的终结。现在的写作可能更加从外部走向内心，走向幽暗的、褶皱的这些部分。不再是那种情景化的、宏大的写作。 邹弋舟：城市文学需要劝慰性温暖 怎么把我们的经验甚至文化遗产转化成有现代性的描述？我觉得可能要赋予其一个现代性的意象，比如说泉城，当然有文化传承和文化传统，里面包含着很丰富的含义。王方晨的小说里面说那个女人很沮丧的时刻，“她感觉到城市底下有涌动的泉水的声音”，这就是赋予泉城某种新的意象，也是更有现代性意味的一种意象。从这种层面去书写，可能就会写出有别于老舍先生、季羡林先生当年写过的那个泉城。说起城市来，有人会将它过度描黑，这个很痛苦、很沮丧，好像离土地远了。其实，抱怨的同时，大家还是前赴后继地奔赴城市，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因为精神上的排斥，最后选择放弃这个城市的便利。我们看到描写城市的那些作品都是指其两端，要么是欢欣鼓舞地颂扬它，要么就是痛彻心肺地诽谤乃至贬低它、诋毁它，实际上这跟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处于中间那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是我们的准确感受。但是这样书写显然难度更大些。因为朝两边写更容易。写出很准确的感受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文学对城市过度描黑。我曾经在一个创作谈里面写过这么一句话——“基于我们这个时代劝慰性的温暖”。我觉得文学对于人的意义是，你如果已经够悲伤了，你就反复呈现吧，那就不要活了。但是我也反对一定要给作品一个光明的尾巴。你感同身受以后，还是要劝解别人，因为我们自己都需要劝解，生活当中那么多的挣扎，这个时候有个人反复告诉你就是这么糟糕，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以我们的文学理性和文学经验，能不能给人以劝慰性的温暖，这是我们书写城市文学应当思考的地方。 朱文颖：要写好都市，必须了解乡村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乡村经历的作家。也没有乡村文学、都市文学概念。但是有一定写作经历后我突然悟到：当你要写好都市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乡村；当你要写好中国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世界。 地域文学其实有很多层次，作家从小生活地域不同，看世界的方式天然会有不同，这是地域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起点。第二个层面，莫言获奖以后，我很系统地看了一下他的作品，觉得莫言在地域经验表达方面是很有智慧的作家。他首先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高密人，高密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有独一无二的体验，所以他选择书写高密，这是天然的东西。当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莫言意识到，如果他光书写这个地方本身，他自己会厌倦、读者会厌倦，他就进入了自己的第二个层面——他发展出了一个想象中的高密。 谈到地域的时候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人们一想到苏州，就会想到小桥流水，南方一个很温婉的地方。几乎所有的苏州人认为过去的苏州是一场梦，凡是写苏州的作家都无法绕开这个思路。上海的作家也是这个毛病，所以使得上海和苏州的文学很多年都打不开新的思路。我想济南开这个研讨会，其实已经拓展了大家思维定势中的济南，能站在一个高度看到一个城市不同的东西，济南文联、作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作家一定要打开视野，破除思维定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