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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7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法文版出版，克里斯蒂娃撰写了题为“诗学的毁灭”的序言，通过恢复俄苏二十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论争中巴赫金及其巴赫金小组的独特价值。所谓“诗学的毁灭”，是某一种具体的个别的诗学的毁灭，而非抽象的整体的诗学出了问题，具言之，即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毁灭问题。她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与德国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早期俄国形式主义是积极的、理论化的、客观的话，那么后期俄国形式主义与德国美学的关系则显得遮遮掩掩、倍感压抑。进入20年代之后，俄国形式主义很快就成为俄苏文学理论的争论中心，并在新的批评运动中形成了三股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托洛茨基，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代表了作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第二位是别列维尔佐夫，他是庸俗社会学的代表，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形式主义的社会学方法》的文章，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没有反映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第三位是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批评，是来自“梅德维杰夫，他与沃洛希诺夫一起被认为是‘巴赫金小组’的成员，他虽然被视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对手，但他的批评被认为是‘内在的’，即在俄国形式主义体系内部，并试图从中推导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某种细节”⑩。应该说，对这一叙述是符合当时的俄罗斯思想文化实际的。 通过历史还原，克里斯蒂娃确立了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在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独特位置：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都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但另一方面，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种内在的批评，即从俄国形式主义思想的内部剖析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将之引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问题。这种由内而外的批评既保留了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观念的合理因素，又克服掉了其过于孤立和封闭不足，重新开启了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发生关联的可能性。克里斯蒂娃认为，巴赫金及其小组针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两组问题：一是“诗语必须在具体的文学结构中进行研究”，二是语言是一种实践，必须考虑人的因素以及回应方式的符号体系。前者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中展开了论述，后者则在第五章中得到讨论。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进而提出“复调是一种意识形态吗?”的问题。她还认为，巴赫金对待语言的看法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不同，是“话语”/“表述”、“言谈”，并由此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进行了概括；她还将巴赫金提出的语言问题上升到符号学的高度，认为其思想成为“现代符号学的先导”(11)。克里斯蒂娃甚至还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成立之初，发现在俄国形式主义形成之前，俄罗斯的诗学是历史诗学(12)。因此，当巴赫金要起而反对俄国形式主义时，他首先拿起的便是历史诗学的武器——“他分析的目的不再是阐明‘作品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是为了确认在历史上为其意义体系的类型学进行论证。因此，他试图研究小说结构研究，既研究特殊的结构特征，也研究它的历史发展变迁。”克里斯蒂娃将巴赫金的这一发现表述为“它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中创造了一个深深的缺口。俄国形式主义提供的或多或少只是一种关于叙述组成因素的随意开列的目录。巴赫金则引入文学类型学的领域”(13)。更为重要的是，克里斯蒂娃并不满足于仅在俄苏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巴赫金，她明确指出： 我们对巴赫金著作的兴趣仅止于文学博物馆和档案管理员?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在当代复活这些重要的早期著作，其目的并非去把他们的观点作为模子去套他们自己，也不是把它们视为博物馆的展品，相反，其目的是剥离掉笼罩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外壳，而其与当代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的内核由此而成为不为人所知的先驱。(14) 克里斯蒂娃重建巴赫金超越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现场，其目的是在法国实现对结构主义的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