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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影响 汉昭帝时期对文艺特性的探讨，汉宣帝时期对汉赋的讨论，既有对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如何结合的思考，又有对赋的政治教化与审美娱乐功能如何侧重的反思，其中特别强调了赋美刺讽喻的政教功能，这些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作家创作追求的继承与总结，并直接开启了西汉末年刘向、扬雄等人的汉赋批评。 黄龙元年(前49)，宣帝崩，元帝即位。宣帝病重时就委命史高、萧望之、周堪辅政，领尚书事；与此同时，宣帝生前还信用宦官弘恭、石显，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后，由于身体与个性原因，将政事委以石显，由此造成了宦官、外戚、儒臣共同辅政的局面。在皇帝优柔寡断无法平衡三种势力及其利益的情况下，势必引起激烈斗争，斗争结局以萧望之为代表的儒臣失败告终。元帝初元二年(前47)，萧望之、周堪与刘向遭谗下狱，萧望之被迫自杀；永光四年(前40)，周堪被排挤病死、张猛被石显谗杀，刘向被废居在家十余年。成帝时期则进入了王氏外戚专权的时期，西汉政权也由此在外戚把持朝政下走向灭亡。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皇权的日渐式微，极大程度消磨了文人歌颂现实政治的热情。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再次被提起，人们对赋的认识则在昭宣时期对赋美刺时政的政教功能的探索基础上，更进一步倾向于对赋的抒情讽谏功能的追寻。 作为一位经历宣帝中兴的赋家，刘向仕途偃蹇，而儒者兼刘氏宗室的身份又使他特别关注社会政治，期望皇帝能采纳忠谏有所作为。尽管他曾劝成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45)，主张创作雅、颂那样的作品施行礼乐教化，但在其实际创作与对前代赋的评论中，他更倾向于以赋抒情讽谏。如其《九叹》继承了《惜逝》、《哀时命》、《七谏》等汉人拟骚作借解读屈原作品以自伤的传统，并借阐释屈原作品表明了以赋陈情讽谏的创作目的：“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46)。又如周堪、张猛死后，刘向“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47)。尽管无法考究《疾谗》等八篇作品的体裁，但由《汉书》对其“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的内容与写作手法的叙述，可能为诗赋类抒情作品。刘向对前人赋作的评论，同样也着眼于阐释这些赋的抒情讽谏功能。如其《孙卿书录》云：“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48)这是从读者角度对赋进行审视，解释了荀子歌、赋创作的讽刺目的。又如其评贾谊作《吊屈原赋》是“因以自谕自恨也”(49)，不仅解释了贾谊以赋抒情的创作目的，而且还触及赋的创作方法问题，即重视依托古人古事表达情志。此外，刘向还重视赋的艺术感染力。如《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其《别录》：“有《丽人歌赋》。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50)《丽人歌赋》已失传，但由刘向对鲁人虞公的歌声充满赞赏的描写，可以窥见其对此赋再现丽人歌的高超描写技巧的欣赏。 扬雄历仕成、哀、平三朝，因作赋似司马相如被汉成帝召见待诏，《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二篇。作为一位汉赋大家，他欣赏司马相如赋弘丽温雅的风格，并常拟之为式，但他更重视发挥赋的讽谏功能。据《汉书·扬雄传》记载，他作《甘泉赋》是为讽戒成帝耽于宫馆游乐、宠幸赵昭仪；作《河东赋》是为劝导成帝以实际行动励精图治；作《校猎赋》是讽劝成帝尚节俭、还苑囿于民；作《长杨赋》是讽谏成帝为向胡人炫耀汉廷多禽兽，而命右扶风征发百姓入南山狩猎以供游乐的扰民举措。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赋相比，扬雄赋的篇幅相对短小，但讽谏范围有所扩大，讽谏力度也有所增强。然而，汉成帝对扬雄的赋只是感觉奇异，并未接受其建议，照样“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51)。在作赋目的与实际效果严重背反情况下，扬雄对赋做了深刻反思：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52)。 在此，扬雄根据他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前代赋家作品的理解，对赋的社会功用与艺术表现技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赋的社会功用就是讽谏，“赋者，将以风也”。赋特别重视艺术表现技巧，写作思路上必当“推类而言”，运用联想类推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上“极丽靡之辞”，词藻丰富华美；艺术风格上“闳侈巨衍”，巨丽而气势恢宏；结构安排上“既乃归之于正”，卒章显志。由此，扬雄抨击赋实际是一种因过度追求艺术形式美而淹没了讽谕意义的文体：“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53)认为赋过度追求丽靡辞藻，就欲谏反劝，不仅达不到讽谏效果，反而使赋沦为俳优戏谈，成为仅供帝王游戏取乐的工具。他“辍不复为”赋，则是以一种极端行动表明了对赋的社会功用在现实中遭到漠视的抗议。可以说，扬雄这些反思主要是建立在对赋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基础上的，他强调赋的讽谏功能，更期待赋的讽谏效果。这样的汉赋观与宣帝时期的“议者”是相通的，并与盐铁会议中桑弘羊的尚质轻文、文学强调文艺政教功能相一致，亦可视为昭宣时期汉赋观的余响。 总之，从汉赋观的发展历程看，自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赋的讽谏意义，并将其与《诗》之讽谏等同视之后，经过昭宣时期的汉赋读者与作者的探索，西汉人对赋的讨论就基本是立足于汉赋的社会功用展开了。这些讨论涉及赋的内容与艺术形式、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颂美与讽谏等关系问题。尽管由于西汉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人们对赋的认识大体上呈现出由重视赋的艺术表现技巧，到艺术表现技巧与政治教化功能并重、再到侧重于赋的讽谏功能上。在汉赋观的发展嬗变历程中，昭宣社会转型期对文艺特性与汉赋问题的讨论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时期强调文艺的政教功能，重视赋仁义讽谕的社会功用，不仅影响了刘向与扬雄的汉赋观，而且还启发了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对汉赋的来源与内容特点的思考。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理论总结，亦可谓与这时期的汉赋观遥相承传。 由西汉社会转型对汉赋观演进的影响考察说明，西汉时期汉赋观的形成、发展、嬗变跟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有紧密关系。当社会经济强盛、政治稳定之时，士人们就普遍主张文艺讴歌时代，以赋颂德；而当社会经济问题突出、政治昏暗之时，士人们就普遍强调文艺干预政治、以赋讽谕。这样的汉赋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固然与儒学成为当时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人们普遍接受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有关系，但从中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关怀。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学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反过来，结合社会政治状况，也可更深入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学观的形成、发展与嬗变的深刻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