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正是由于文学语境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属性和特异美学禀赋，所以它才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定“格”和定“性”的作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举凡承载着深刻社会意义和鲜明时代特色，并拥有新蹊而美奂的艺术表达方式的文学作品，就无一不是其作者对所属语境加以透彻理解、娴稔运用和精准把握的结果。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熟悉了一个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语言风格时，便每遇其新作问世，几乎不需要看署名，也能分辨出作者是谁？为什么我们在读普希金、海涅、但丁、泰戈尔、聂鲁达等诗人的诗歌时，那感觉就俨然是进入了他那个国度，回到了他那个时代，甚至触摸到了他当时的心绪、情态和生存状况与精神境界？不就因为融贯于其作品中的特殊语境于冥冥之中给我们传达了这一切么？ 确乎，屈原的产生，曹雪芹的产生，鲁迅的产生，一切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深厚生活底色的大作家和好作品的产生，都无不依赖于他所属的特定语境，而这种特定语境又是由特定的时代、社会和族群所洇濡和构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实践中，既要对语境有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更要对自己所属的特定语境充满自觉和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中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地驭动和体现这一特定语境，从而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深刻反映生活本质的优秀文学作品来。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既赢得国人的接受、认同和赞许，又深为异邦读者所艳羡、欣赏与接纳。因为中国人通过这些作品，既看到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生活，又从中获得了欣悦、启迪和教益。外国人则通过这些作品，不但认识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与心灵世界，而且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实社会所充盈的真情与美感。 这个过程和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人们不仅渴望从文学中体验新鲜性，而且更期冀从文学中寻获归属感。社会文化语境所赋予文学的，就主要是这种新鲜性与归属感。然而，在创作实践中，一些作家却常常在这二者之间划了红线，不仅人为地斫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甚至还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二律背反中越走越远。由此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率然放弃乃至鄙弃自己所属的文化语境，而刻意地无度地将自己的创作嫁接在西方文化语境之中，以至无节制地祭起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一古脑儿地氽进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涡流中，极尽模仿、因袭、照抄照搬之能事，且频有文学的怪胎呱呱坠地。其结果，无非是中国人不买账，外国人不认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它同自己的历史绎变、现实生活、审美情趣与精神冀望完全不搭界，毫无认知价值和阅赏快感。而在外国人看来，它则纯乎是个非驴非马的 “四不像”。不仅东施效颦，幼稚可哂，而且在意境、题旨、形式、方法上，也往往都是将人家早已抛掉的劳什子，拿来当做宝贝一样大肆渲染和铺陈。 如此这般，又何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达到觅蹊创新的目的，实现跻臻高峰的愿景呢？ 显而易见，之所以会在创作中出现这种反向的追索与错位的投诸，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对文化语境的认识与选择上发生了失误和偏颇。而产生这种失误和偏颇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缺乏自信，对现实社会变革缺乏认知，对文学创作规律缺乏把控，对大众审美习惯缺乏理解。这样几个 “缺乏”的共同发力，便足以泯灭和颠覆一个作家的民族情愫与理性思维，乃致其不能不在创作的道路上陷入蹀躞和蹈入误区。 其实，对世界而言，中国的文化语境无疑是最深厚、丰赡、旷达、优熠的，这当然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亘远、厚重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广泛、深刻。对于此，就连蓄意要“抹黑”、“唱衰”中国的西方极端势力也不得不深怀敬畏，深表钦佩。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自是更无妄自菲薄、惟夷是宠的理由了。当然，这与合理选择域外优秀文化成果，通过汲取和融会而使之为我所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借鉴和吸收，从来就不等于因袭和模仿，自然就更不等于背离和舍弃自己所属的文化语境，而一味仰人鼻息、依样葫芦了。 是的，我们自当赋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我们这特有的中华文化语境中，既然曾经产生了屈原、李白、曹雪芹、罗贯中、鲁迅和郭沫若，那就定当会在如今和尔后产生出更胜一筹、更跻高峰的屹世作家与文学大师。但须记住：奇迹只能和只会发生在我们所属和属于我们的大中华文化语境之中。 艾 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