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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桐城派与“时文”及其流派之形成 当然，更不可忽视的是：方苞的古文立场又是潜在地以对抗明代渐次毫无精神气象的八股时文之角度来建立的。八股文是科举考试文体，它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熟悉“四书”“五经”的程度、逻辑思维的能力和遣词造句成文的写作水平，字数限制和程式性强，方便于衡评，作为一种考试文体的存在，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应试的功利性逐渐销熔了作者的思想才情，致使八股文变成名利的敲门砖，剽窃陈言而徒具形式。在方苞看来，明代八股文到隆庆、万历“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发展到天启、崇祯更是弥坏之至，不但使“文”的生命和生气越来越萎靡，而且连带士风亦坏，“国运亦随之矣”⑨。方苞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朋友远离形式主义的时文，因为在方苞看来，这类时文不过是“章句无补之学”(《与熊艺成书》)。但从本质上来说，方苞并不一味反对八股文，他只是要把古文的清真雅正的精神灌注在八股文中。他视八股文为古文中之一体，“是亦古文也，岂二道哉”⑩！乾隆元年(1736)他奉敕编选《钦定四书文》，要旨就是阐扬清真雅正的标准，以此作为衡量八股文的绳尺。 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从明代以来就一直是文人关心的问题。明代的古文家如归有光、唐顺之等本身也是时文名家，他们从时文中获得进身的机会，但也深谙时文的弊端所在，所以用古文救时文之弊，也一直成为不少古文家的基本立场。譬如艾南英《金正希稿序》不仅认为《史记》、欧阳修文与时文气息相通，而且在本质上“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如此，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在明末以来就成为虽充满争议却也无法割裂的关系。方苞也是如此。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能触类而旁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这意味着“义法”可以通贯各体文章。将八股文纳入古文的范畴，使得方苞的古文义法和雅洁之说涵盖了更广大的文类，且因八股文的重要地位更使他的古文义法和雅洁之说具有了极大的影响力。方苞自己也许没有十分强烈创建文学流派的自觉，但就本文讨论的这一段文字，无论在破在立都引领着古文发展的方向，表现出扭转当时不良文风，开创新的古文风气的强烈愿望。一个文学流派的开创非一日之功，也非数人可成。从方苞到师从方苞的桐城人刘大櫆，再到师从刘大櫆的桐城人姚鼐，终于形成了有创作亦有比较完整系统理论的散文“桐城派”。纵观桐城派的形成史，在方苞之时，其实更多是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的。方苞曾自言“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乃是为后来的桐城文派带着学派的特征奠定了基础，姚鼐义理说的宋学根基也可追溯到这里。“可以说，桐城派主要是乾嘉时代汉宋之争的产物，是姚鼐数十年为抗衡汉学派而苦心经营的直接结果”(11)。所谓“文章介韩、欧之间”，并非是高下韩、欧二人，从而为自己定下位置，而是就“法”的角度来说。因为韩的气盛与欧的从容，一紧迫一舒缓，各有其度，但在“法”的层面来说，韩欧古文都有不易把握处，一旦要总结其理论以垂范后人，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在韩愈的气盛与欧阳修的从容之间取得平衡？方苞着眼所在，正在于此。所以桐城派斤斤于法，单一看来，似乎过重文章技艺，其实背后不仅有着学行的原因，更有着开宗立派所应有的学理在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