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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法：学行与文章 “义法”是桐城派的核心主张，方苞的“义法”说渊源于经史之学。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即将“春秋之制义法”作为开端，而此后得司马迁抉发，自此成为文章基本法则。方苞并在《春秋通论序》中详细分析《春秋》之义法说：“凡诸经之义，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义，则隐寓于文之所不载，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所以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具杂于此。”可见，在方苞的观念中，法包括体例和规则，其中包含许多具体而微的方法在内。而“义”乃是从“法”中体现出来，两者之关系至为密切，不可分离。“义”的底蕴，方苞虽简括为“言有物”三字，但实际是统括在儒家思想的大范围之内的。方苞在《杨千木文稿序》中说： 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则存乎其质耳矣。⑧ 方苞虽然把古文分为纪事之文、道古之文、论事之文，但这只是文章体例之划分，而在思想上则一统于儒家思想。前揭“吴越间遗老”的文章只是方苞批评的一个点。方苞对南宋以来的古文总体是不满意的，所以沈廷芳援引的方苞之语，开头劈空而来的一句话就是“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从文学史或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方苞这句话虽然包蕴广博，却也无法以此囊括所有古文创作现象。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古文发展从来不是单线条的，其中的繁复多变需要通过细致的梳理和冷静的评判之后才可能得出。所以这一判断虽然未必不符合文学发展的部分历史事实，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文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有其稳定性和承传性的一面，同时又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它决不是静止的、凝固的。南宋以降，文化的通俗化趋向明显，戏曲、小说兴起，汉语发展进入近代，所有种种都在影响古文。南宋以来的古文已不像北宋以前的古文，是正常的历史现象。方苞认为这是古文义法的被抛弃，是古文的堕落，他要挽回古文的颓势，恢复古文的传统。如此便跳跃了南宋元明而直接承接唐宋。这种思维颇类以重振道统自居并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 当然方苞也明白，若只是将桐城古文直接唐宋古文，割断并摒弃南宋元明五百年古文历史，实际做不到，也无从体现桐城古文的独特价值。所以方苞在宏扬唐宋古文的前提之下，增加了义法和雅洁。这两点补充不仅对唐宋古文有针对性，对方苞当下的古文创作也有同样的针对性。唐宋古文过于讲究儒家道统，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文以载道，文只是传道的工具，虽然如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在文章中增加了“辅时及物”的内容，但道德、政治毕竟成为古文最为倚重的内容。唐宋古文家非不讲究义法，但很少讲究有辙可寻的义法，而是主张在一种从容、自然之中达到古文的浑成之境，像韩愈的“气盛言宜”，苏洵的“风行水上”，苏轼的“行止自然”，等等。其中固然有“法”，但这种“法”未免悬格太高，对于初学者或者从推广流派的角度来说，未免让人有难窥端倪，无从下手之嫌。方苞的义法说，一方面以“义”承接着唐宋古文的道统，一方面又用“法”变换着唐宋古文的发展方向，为桐城古文的崛起奠定了基本格局。方苞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前者重在“义”，后者重在“法”。其中“义”的内涵也对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道统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因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虽然与儒学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因为其中融入了禅宗的思想等，而使得程朱的理学带着“新儒学”的色彩。方苞顺应这种思想的流变，当然也是为了拓展古文的思想格局和境界。他在《送李雨苍序》中说：“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又在《再与刘拙修书》中，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也予以了批评。可见其基本的思想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