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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歌写作中的草根现象这样一个言不及义、易于引发歧义的话题区间，任何谈论都要小心翼翼。 首先是关于诗人的身份问题。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为两类，冯梦龙《序山歌》中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风和雅，是诗歌的两个大类；自然写作者也就有两个身份——文人、人民。文人当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们写作的专业性和个人性，就常被看做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了。文人写作通常体现了写作的专业性与难度，也体现了个人的性格与襟怀，情感与意绪，风格通常是比较典雅或高级的。“人民”更多是指一般底层的或草根的民众，“沉默的大多数”的部分，既然是“沉默”的，自然是无须写作的。但人民有时候也会兴之所至地“写”一点，《诗经》中大部分的作品——至少是《国风》中的大部分，从风格和口吻上看，就是属于民歌的。民歌的作者当然是无名的草根族。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可见民歌的根本在于“真”。 民歌被压抑的状态其实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就会受不了。最近，草根诗歌引起了媒体和大众读者的热烈讨论，提出各种看似煞有介事的问题，其实都说明了大家对于人民写作的不习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民歌其实也不存在，《红旗歌谣》是民歌吗？很多情况下是文人假代了人民的口吻去写作，人民最终还是沉默的。 余秀华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底层的书写者的本色，当她写出“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受不了，觉得要改成“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爱你”。意思当然是一样的，但却不是一首诗了。“睡你”是民歌的表达方法，“爱你”是文人的表达方法，而我们却非要把民歌的元素彻底抽掉，这当然是不符合“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 其次是草根诗歌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了10年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公共伦理”或者社会话题，底层写作应该值得我们热烈讨论，因为人民实在是太苦了——现在当然好得多了，十几年前，中国的矿难数字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多，类似“富士康的十五跳”那样的事情也才过去五六年，地方政府对这件事情至今有没有调查和交代，谁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下，沉默的大多数还有办法沉默吗？他们等不得了，本来轻易不会写作的，但他们终于写作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文学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比起社会公共伦理来，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来，文学算什么？别计较人家写得怎么样，你写得好，能够给人民一个公平吗，能解决生存的问题吗？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社会伦理关怀的写作者，就应该让所有的问题退居其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