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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先生40万字的新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是重返“五四”的一次成功越界：它试图突破学科壁障，通过视界融合，在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文化源头中，厘清基督教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 剑龙1998年出版了《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后，成为这个领域屈指可数的、有荜路蓝缕之功的重要专家。只不过这之前他关注的重心更多在“基督教与文学”，这次则集中在更加宏大、更为复杂的“文化”问题：“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文化先驱们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度？如何看待教会人士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态度？如何看待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如何看待教会人士对于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反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等等。这是一个跨越历史、政治、宗教、教育、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大问题，怎样才能把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达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理解、新阐释，并以此推进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呢？ 爬梳史料，重叙历史，回到事实本身，是剑龙做的首要工作。剑龙是这样的学者，思考的问题是新的，选题常带开拓性，譬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系统考察，他不搬新词，不飚空论，不浇无本之花，有“下乡一代”学者的实在。在该著中，剑龙以“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为中心事件，梳理和重构“五四”基督教文化思潮的各个侧影：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真理社、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真光》杂志对于非基督教言论的反驳；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教会学校的文化教育等等，并辅之以陈独秀等典型个案，整合成当时历史的“全景”。回到历史其实是回到那些与历史相关的原初“文本”，构成历史的血肉与性灵。剑龙先生在著作中涉及的历史文献之丰富、覆盖范围之广泛，足以支撑和构筑起“五四”新文化的“语象”。其中有些资料，特别是教会内部资料，弥足珍贵，诸如《真光》、《神学志》、《生命月刊》、《真理周刊》、《文社月刊》、《先驱》、《青年进步》和《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编全编》、《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等，今天已经很难见到，剑龙的这本书，是可以放在案头，作为资料“辞典”供随时查阅的。 历史是缄默的，让其开口说话的，是隐藏其后的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两个都是“后设概念”，在历史的“混沌”与“无序”中，使叙述和论辩成为可能。在剑龙的专著中，透过“宗教”/“人类”、“非基”/“拥基”、“基督徒知识分子”/“‘五四’知识分子”等对立的话语表层，下面是多对概念与文化范畴的反复纠缠和撞击：民主/偶像、科学/迷信、自由/专制、启蒙/愚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触及“五四”迄今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一些最根本性问题：“科学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问题同时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核心词，也是中国现代性运动的关键词。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皆卷入其间，并在与其论辩中决定其在现代中国的走向和命运，也由此注定了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样态和特征，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形态。这样，剑龙就经由“五四”基督教文化思潮，或者说“五四”基督教文化运动这一特案的考察，进入现代性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兴起、合法性和正当性等重大问题，通过重返“五四”也回应着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现实。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深刻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剑龙秉持“价值中立”的姿态，严格让材料说话，语气不温不火、不急不燥，文风理性得可以，这是他治学风格的一贯表现。掩卷后得出的结论，也许超出剑龙的意图：基督教文化，在“非基”运动中越辩越明，它作为西方文化的一脉，在参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与科学、民主、自由、启蒙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必然的矛盾，反而是这些思想孕育、落地、生发、传播的重要力量，其文化质素已经构成中国现代精神资源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文化与现代中国的研究话题未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分”，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化的“动制分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西方长期的话语之争，丹尼尔·贝尔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考，以及“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换”等等问题，其实都在为陷入悖论的现代文明寻找出路和进行精神突围。剑龙的新著，正是这一文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闪耀并将继续闪耀着光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