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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程步涛、刘立云、王久辛等已成名的诗人秉承了军队的诗歌精神和气度，依然用诗歌的高度垫高写作的纬度和军事题材诗歌美学的尊严，不放弃更新已成型的诗歌美学观。当然，他们最应当引起关注的不是描摹军事题材世界的表象，而是让“存在现身”。他们摒弃式反映事件，而潜入对象的内部使之“从它自身中解放出来”，让笔下所创造的军人世界替他唱念做打，达至思与境偕、情与心发的天地同参之海拔。他们没有制造更多的玄妙冥想，只对军人这个具象倾注所有可能的心机，直到所描摹对象朝着自己走来，并自行在字句的形神匹配中生长自己。“连石头都被冻伤冻裂了/土壤因冻大面积坏死/而需要给它换一个肾，需要从远方/运来新鲜的泥土/给它们透析，清除血液中的毒”(刘立云《三亩江南》)。在无限扩展感知的边界与人的内心发生了巨大感应与契合，以痛不欲生的文字刻意蹦落一般意义的“修辞”技巧，而营葺内外自然的“相遇”，接通自身延展出来的一条神经纤维，其效果远胜那些颂歌式赞美和浮光掠影式的众多大词汇堆放，远胜歇斯底里的干吼和对气候特征的简单絮叨。诗歌不仅仅传释情感、经验、智识，应有属于诗本身的情感、经验和智识。 这意味着军事题材诗人的质量有多高，军事题材诗歌的质量就有多高，从老一代的诗人到年轻的诗人都在耐心地刻画或挖掘生命中经久而内在的经验的纹理——不想用“70后”、“80后”或者“90后”这样从生理年龄来界定诗人年龄的划分法，这样划分于诗歌评论者来说省力许多，但并不合适——许多军事题材诗人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保持了语感、语速的奔逸性，不再缩手缩脚，轻松和自由许多。比如康桥、郭晓晔、东来、马萧萧、杨献平、笑伟、纵华政、军中雨巷、赫义英、温青、胡松夏、堆雪、大兵。在现代叙事诗学和军事题材现实基本主题的长期拉锯中，诗人需要保持一个基本主题的基本骨架，而在装饰、对位、音型、速度、调性等方面提炼出比较个人化的节奏和口气。这是军事题材诗歌具有强烈辨识度的标签，诗人只有关心自己以外的军事题材生活和生命观察才是有意义的，国际局势与战争、军队反腐与政治任务、文化与经济所构成的多元化时期，都给军事题材诗歌创作以丰富的题材和热情。如王清涛的《我在等一道命令》，透过军人整装待发奔赴战场的“壮怀激烈”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看到有杀戮、牺牲、流血、仇恨和豺狼这些传统意象。这种写作范式优长在于处理材料时以单一的视点和明确的态度清晰地告白个人的道德标准、价值立场、情感趋向，这样的诗歌表面看起来清晰、明了，直指矛盾的核心、对象的正面，能够很快消解吊诡与奇异的心灵陡峭，获得了诗歌的“统一性”。但这种诗歌的写作缺陷往往会变成简单的誓词，在不期然中标榜所有正义和真理在手，以慷慨激昂的方式粗暴取消了诗歌本身的多样性和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可能。保罗·策兰说过：“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实际上那样做的后果就是破坏了读者沉思、提问与二度创作的可能，遮蔽了事物固有的复杂内容，加速其“揭示”的自我萎缩。这种写作越煞有介事损害越大，且会导致过于关注表象景观在抒情方式和词语上仿写的泛滥。 在军事题材诗歌的检视中还会相遇一些政治跟进和近代史关键节点的大量吟述、回忆、诉说和抒写，在观照当下、贴近军队当前形势任务中用诗歌的创造力去重新塑造军队新形象。比如宁明的《甲午：历史凝视的眼睛》、郭晓晔的《阳光下的审判》、胡松夏的《甲午》等。他们集体回头触动历史痛感神经的诗歌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反思、比对、痛楚和历史烟云的清晰结合处，制造了堆积如山的沉吟和惊谔的理由，血性充溢的勇士尚武精神、硝烟驱离、文化分检和家国命运搭建出时代情绪、民族精神理想的新图景。想到“火焰吞噬着英雄/邱少云的牙齿快要咬碎/此时 我痛恨敏感的神经/想从身体的内部关闭它/所有的闸门”(康桥《燃烧的歌唱》)的肉体之痛，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个体无以复加的疼痛体验，接受关乎生命与战争、忠诚与价值的可贵坐标。诗人没有了人道尺度，就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精神，没有对同类遭遇不幸、苦难的强烈伤痛之感，自然缺失标示正直的力量和互爱。在这些诗中，个体的经验世界和想象空间得到了有效重叠。 三 诗歌虽非单纯理性的产物，不可能取代思想和哲学，但思想哲学的高度却是诗歌应该有而且必须有的高度，对语言文字的诗性追求应该有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我们在反观军事题材诗歌的历史时，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军事题材诗人最先应该解决语言关，然后才谈得上意象、意境之类。因为从感到的世界到笔下写就的“诗的世界”需要对语言作艰难的提炼、酝酿的考量，必须从普泛的人类感受中提取出真正属于诗的特殊的元素，在现实经验与美感经验中谋求到美妙的平衡，这便是加入审美观照的感性，使诗在“可言之境”找到如歌行板的“无言之境”。好的诗歌会像一把尖锐的锥子扎进人惰性的血管，使之震动、惊奇，获得一种对生活的超常感受。可惜，这样的诗并不是普遍存在，相遇在军事题材诗中颇觉可喜——“在比歌声更远的地方，有一簇火焰/在喊我，有一支枪在喊我/有一段汗水浸泡的岁月在喊我”(刘立云《回到队列中》)。这些诗歌语言的不可复制性使个体生命和语言瞬间打开了，呈现了一种奇妙的心灵震颤。如此看来，诗的含混价值必须有内在的精敏做基础，而直接明白必须有“光明的神秘”，使用复杂感受力带来的诗歌的特殊语言“肌质”，源于对确切表达个人灵魂及感情的关注。这样不能为其他语言转述的言语才是个人信息意义上的“精确的言语”，显然这是带有个人特殊感受力在内的个人灵魂的独特体验。 有秉持技巧在军事题材诗歌中无用论者，提议诗必须直白一些，对军队和军人的认识或洞察力仅需建立在既定图景描摹和直感的可能性上。但诗歌不是分行的口水句子，它需要变化，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它是艺术，艺术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到的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做到这样，就要有意识抛弃惯常化的照搬，而要从惯常化的围困中突围出来，创造一种陌生化的选择。陌生化体验对军事题材诗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有一部分军事题材诗歌语言一眼就可望到底，如生硬处理政治语而未有艺术转换的过程，激情少见掩饰或克制的态度等。军事题材诗重视语言，融入技艺，使诗歌可供心灵反复体验而不至于在“达意”之后感觉到浓度发生磨损，精敏有效，并无匠气和板滞。比如说军犬的警惕是“目光里长出两枚钉子”，说山峰的高是“已高过天堂/高过神话和诗歌的屋脊”，说重要性就是“坐到我胸前大红花的红上”，“长”、“高”、“红”传达的是诗人生命和情感的涌动，其超拔的力量超越了词语本身。如果还原其表达的原始性，诗的意义便无法从狭隘、琐屑中超脱出来，情绪便少了某些连续性和陌生化效果。语言是有个性的、有温度的，还应该是有生命的，需要用精准的词汇传达出无限的情感可能，它又不只是在词语的选择上，还应遍布于意象、叙述等诗歌元素中。 真正的军事题材诗永远是超越身份的，更淡化身份，他所关注的应该更广阔、更深刻，比如战争和人性、生命和存在等。但不能回避，甚至还应鼓励的是，军人写诗的庄严感永在，人背叛自己是最难的，但活动半径不能总在庄严上，应化蝶为鹰，飞到天空俯瞰大地，要在天地间建立联系，歌颂应放在跟天地的关系上，跟大爱的关系上，细小的感怀敢于放到更广阔的时代空间里生发。是故，诗人把直觉到的组合成有意味的形式，而没有生命真气的诗歌不可能有语感，没有灌注生命的诗即便致力于语言的精确选择和甄别，一样无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