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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警惕“娱乐至上” 张江：当今时代，娱乐化作为一种文化症候，正在以难以抵抗的力量冲击着文学。文学有没有娱乐，娱乐该不该至上？不能否认，文学有娱乐功能，但不是文学的根本目的。我们还是主张“寓教于乐”，娱乐为教化服务。娱乐还是要有所寄寓，以发挥好文学的教化功能。我们反对单纯以“笑”为目的的低俗娱乐。这种“娱乐”，目的不在启迪人、引领人，而在迎合人、麻痹人，让人在娱乐中沉醉于浅表层次的官能抚摸，放弃理想和奋斗。这是对文学公共性的一种拆解。 陈众议：近年来，娱乐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形形色色的闭门造车，新武侠、新玄幻、新志怪、新恐怖、新宫闱，以及穿越、盗墓、僵尸等“新新文艺”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元文学”理念在文艺界盛行，文艺虚无主义和碎片化、庸俗化及“面书虚构”成为时尚；一些文艺工作者或热衷于天马行空、装腔作势的胡编乱造，或沉溺于鸡毛蒜皮、哼哼唧唧的无病呻吟。一些媒体推波助澜，乐此不疲，以至于窥隐癖、窥私癖无遮无拦地招摇过市，“八卦”“花边”如癞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各种炒作及评奖、排名更是名目繁多、令人瞠目。“戏说”和“大话”作为一种话语方式，以极其夸张乖谬的形式调侃生活和历史，竭尽插科打诨、装疯卖傻，是谓“无厘头”癫狂。这种癫狂或故作幼稚迎合讨好低俗和粗俗，以莫名其妙和玩世不恭的所谓喜剧化表演使崇高和庄严在傻笑中轰然坍塌。对优秀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施行颠覆，对现实主义方法和主流意识形态实施解构，这无论在近期的文学作品，还是影视戏剧中都十分“红火”，并受到一些评论家和媒体的追捧。 我们不反对娱乐，这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但娱乐是分层次的。低层次的娱乐诉诸耳目，满足于感官刺激，诱人一笑了之；高层次的娱乐直抵人心，让人在大笑之后有所思，激发思想的力量。客观地讲，我们现在的文学所追求的娱乐，十有八九停留在感官刺激的低俗层面。有的靠饶舌调侃制造幽默效果，有的以消费历史和文化娱人身心，有的甚至以牺牲公德和伦理为代价博人一笑。凡此种种，让文学变得轻浮而浅薄。这样的娱乐，即便达到了引人开怀的效果，除了把读者也引向轻浮和浅薄之外，还有什么另外的意义吗？ 笑有笑的哲学。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历史上那些大师们如何让人发笑。卓别林是闻名遐迩的世界级喜剧大师。他的作品总让人捧腹，但他的幽默绝不仅仅来源于肢体和举止的怪异，在他的表演背后，渗透了对时代和制度的深刻反思。欧·亨利的小说也是如此。他的《警察与赞美诗》《麦琪的礼物》等名篇都不乏幽默。但这些作品又绝不止于让人发笑，它更真切的旨归，是笑过之后对社会和人生的沉思。在我看来，这就是有所寄寓的娱乐，是寓教于乐。 有人说当下是一个娱乐的时代。如果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我们唯一的期望，就是让这种娱乐高雅一点，深刻一点，有意味一点，让人们在娱乐中有所悟、有所得。 文学的教化功能不能卸载 张江：近年来的文学中，“去教化论”风行。在有些人眼中，对于文学，教化是一种附加。他们宣称，文学就是文学，它只属于自己，不应该被文学之外的责任“绑架”。更有极端者认为，教化是对文学的致命伤害，有了教化便失去文学。 一切文学都是教化的，这种教化功能是“去”不掉的。文学只要生产出来，进入流通传播环节，它所蕴含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必然要对受众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每一个创作者，无论他是“精英”，还是“草根”，其动机都是要推广自己的价值理念，期望获得认同，让更多的人同他自己一样思考和行动。这就是教化，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具体作品如此，大的思潮亦如此。那些否定文学教化功能的理论本身就是在教化。唯美主义者倡导美就是一切，把美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是不是教化？非理性主义执着于发掘人的原始本能，将非理性置于理性之上，这是不是教化？就是“去教化论”本身，也是在推广一种价值理念，打着“去教化”的旗号实施教化。 现代叙事学流行一种理念，倡导叙事主体在文本中完全隐匿。在传统叙事中，叙事主体经常跳出来赤裸裸地发表评论，表达对事件的看法，从而实现对受众审美和价值判断的引导干预；现代叙事学则主张中性的“零介入”，作家的任务，就是客观、公正、冷静地呈现“事实”，不附带任何情感色彩和立场表达，一切交由读者裁处。有人认为这就是“去教化”的文学。这是一种误见。纯粹“客观、公正”的叙述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叙事主体在文本中退场，他的意图、倾向、立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到文本之中，影响无处不在。可以借助叙述者的声音或作品中的人物“以人之口传己之见”；可以利用情节组合、语词差遣、情境闪回，隐晦地传达叙事主体的立场和意图；哪怕就是几行看似斜漫出去的景物描写、一抹无意泼洒的淡淡色彩，都会含有叙事主体强烈的情感和愿望。唯有这些情感和愿望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只不过他要用更高明的手法把它们伪装起来，以求了无痕迹地深刻影响你而已。叙事本身就是选择、支配和操作。它的每个环节，都蕴含着作家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都是一种意义的生产和递送。必须明确，以上种种，以及另外诸多现代叙事手法，它们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修辞维度，也不仅仅限于产生与传统叙事方式不同的审美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手法，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教化功能，让受众在审美享受过程中接受了教化。当然，这是一种高明的教化。 文学自古就有教化的传统。逃避没有可能。消解亦是徒劳。对文学家而言，明智的选择就是直面它、接受它，完善和提升这个功能。文学的尊严和地位，也恰恰在“化人”和“立人”过程中被赋予。卸载了教化功能，文学一定“失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