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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沿袭了石评梅的悲情，又传承了“山药蛋派”乡土气息的是葛水平。初读葛水平的小说，第一印象是非常接近“山药蛋派”的文学传统，乡俗俚语准确传神，对乡民外在言行、内在心理的把握都非常到位。细细品读，那种渗透在灵魂里的“哀伤”会不期然击中你。命运坎坷却心存向往的哑巴红霞，刚烈决绝其实温柔传统的王引兰，坚强倔强有担当的秋，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不同时空的故事，共同渲染一种人类的困境和忧伤。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水平与石评梅、蒋韵的确具有文风上的沿袭关系。而葛水平的泼辣文风，则承担了山西女性文学由人文知识话语型体系向乡土地域话语型体系转型的责任。其小说的题材内容多为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她执着地扎根于乡村，从乡村故事汲取着无尽的养料。年轻媳妇用自己的乳汁去哺乳幼驴的生活化细节，传神地描摹着乡村生活。她有着细腻的女性艺术感觉，她也会用优雅的语言来描述山中景色，追求生活的本真。《地气》结尾写道：“宽厚松软的十里岭透出一股隐秘诱人的地气，那地气是女人的气息。夜里学校的黑暗中就有声音传出来：‘豆来大，豆来大，一间屋子盛不下。’‘猜猜，是啥？’‘灯！’听得‘咔’的一声打火机声音响了一下，灯就亮了起来。不管山上多么寂寞，灯光中的人儿，心中早已腾起了热望的火。”这就是生活，有“人气”，“地气”才会旺。所谓“人”养“地”，某种时候，也是“地”养“人”。这“地”就是自然，人都是自然之子，葛水平借“地气”将山西女性文学与“五四”人文传统连接起来，深厚的乡土情结构成了她小说突出的人文气韵。葛水平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表达女性意识时，不选择所谓“私密性”，不与同时期其他女性小说呼应，而是执着地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一方面是作者自己的艺术追求、审美标准等主观原因决定的，另一方面恰恰说明了她对于山西女性文学的意义。葛水平的女性小说代表的正是山西女性文学在关注女性的同时，主题又较宏大，有社会责任感，比起其他激进的女性小说而言，各方面都更传统，女性形象身上没有与男人对抗的激烈反男权思想，更没有“寻找男子汉”的困扰。“身体写作”中大胆展示的“性”，在葛水平的小说里遍寻不见。葛水平的女性意识甚至有点落后，不仅没有解构男权文化，解构男性，甚至还让女性柔顺地对待男性。这种种，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了解到的农村女性的女性意识现状就是如此。这就是女性经验的地域性、本土性。她的写作基于对这一客观现实的高度尊重。不尊重这一客观现实，就不能真正将山西乡村女性的问题摆出来，那样的创作，还有什么意义？ 带有浓厚山西地域特色，在风格、内容上都传承了山西文学特点的女作家还有一位，那就是晋中的陈亚珍。她以写作长篇小说见长，作品具有突出的“个性化”特点，呈现出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和对世间百态的观察思考，同时显现出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承载着深远的社会意义。陈亚珍的性别意识不是那么自觉，但就是在无意的状态下，她的作品聚焦对女性命运和精神的探索。小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借助一个灵魂“胜惠”的视角，笔触穿梭于过去现在，跨越了漫长的年代，将一段长长的动荡时段下女性的命运展示给读者。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这是一部忠实地反映了民族的质朴精神和人性情思的力作，“她的灵魂思辨的犀利与滔滔不绝，她在艺术表现上的大胆与叛逆，尤其是，她对中国封建的节烈与以假革命之名义的节烈对中国乡土女性的荼毒，对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伤害之深，以及对属于中国经验的、渗透到民间底层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思，应该说都是独特的，罕见的。她似乎是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所有女作家都不一样的女作家，她基本没有进入过研究者们的视野。但她是雄强的，她是沃野上的一棵大树”。这样高度的评价道出了陈亚珍小说的主要特点。其乡土性、主题深刻性，再一次与山西地域文学契合了，而其不强烈的女性意识与葛水平一样，也应该是地域文化客观实际的表现。 当今的山西文坛，女作家的力量不容小觑，她们的作品有数量、有质量、有影响力，题材的涉及面广，乡村、都市、过去、现在，统统都可以纳入她们的叙述范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还是蒋韵一枝独秀的话，现在山西女作家已经初露“作家群”的端倪，蒋韵、张雅茜、陈亚珍、葛水平、小岸、孙频、李燕蓉等等，这个女作家群的崛起已经构成山西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的作品充满灵气，展示女性命运，探讨社会人生，笔触细腻有情韵，完全不同于以往山西男作家的风格。她们的存在，使得山西文学创作呈现出姹紫嫣红的整体面貌。在此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山西文学，已经逐步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意义和价值。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山西新时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研究”的中期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