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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与结论 艾柯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否定,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这些矛盾不仅鲜明体现在两个不同时期之间,就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他对阐释界限的理解和认识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在《开放的作品》中,这种浮动与摇摆反复出现。譬如,尽管其主调是强调开放而抵制封闭,但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制造伏笔,或者说留下退路。他说:“总之,作者向欣赏者提供的是一种如有待完成的作品: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的作品将会以哪种方式完成,但他知道,作品完成后将依然是他的作品而不是另一部别的作品”。从而肯定了作品的本质属性。尽管他力主读者可以任意阐释甚至颠覆文本,但他又弥补说:“运动中的作品是有可能使个人干预多样化,而不是容许随心所欲地随意进行干预:要求进行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单一的干预,容许自由地进入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永远是作者想要的那个世界。尽管他鼓吹演奏者(读者)可以另外演绎作者制造的文本,然而,无论你怎样演绎,比如,对贝里奥的《长笛独奏变奏曲》任由不同的长笛演奏者来演奏,这些演奏当然永远不可能相同,事实上是在实现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创作,但是,“这些演奏也从来都不是什么绝对毫无根据的”,因为“它的前提已经存在于艺术家自己提供的原有的材料之中。”变异和延伸只能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所有这些,都清晰表达出,在艾柯那里,文本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必须立足于文本。文本规定了开放的限度,决定了阐释的界限及其合法性。那种认为“意义是一种幻象转化为意识到意义是无限的”,“文本的一字一句都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的意义;是词不是句子隐藏着那未曾说出的东西”;那种以为“读者的光荣使命在于发现,文本可以表达任何东西,但它就是不能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一类的极端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应该受到怀疑,应该被驱逐到合理的阐释场域之外。 应该指出,如同艾柯这样一类的个体对于文本的开放与封闭会有不同的观点冲撞和轮番变化一样,从古希腊开始,历来就有两种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各方面的理论都是充分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占据着主导地位。20世纪末期至今,传统的理论被彻底颠覆,绝对开放的文本观主导了文论的生成发育。可以肯定地讲,它们都有真理的一面,都有必须予以坚持的正确理论和原则。但是,凡事不可以绝对。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是谬误。在一个时期突出强调相对薄弱方面,甚至矫枉过正,用一面否定另一面在所难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正如当下,我们撰写如此长文从指出艾柯文本观的自相矛盾入手,更多地强调文本无限开放的非法性一样,我们是在今天当代西方文论无限开放理论占统治地位,并难以抗拒地导引中国本土文论构建偏离正途的语境之下,讲了一句或许也是矫枉过正的话。但是,我们今天批评绝对开放的谬误,绝对不是要回到绝对的封闭。我们从不认为文本的最后意义是单义的;从不否定读者包括批评家对文本做广义的理解和阐释。我们的主张是,文本是自在的,不能否认文本自身所蕴含的有限的确定意义;文本是开放的,不能否认理解者的合理阐释与发挥。确定的意义不能代替开放的理解,理解的开放不能超越合理的规约。我们的结论是,在确定与非确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将阐释展开于两者相互冲突的张力之间。各自的立场都应该得到尊重,无须对具体文本阐释过程中各个方向有限的过度夸张加以过度责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