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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的辩驳 我们必须注意,并且要突出强调,作为符号学的创始者,艾柯不仅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蜚声世界的小说家,是真正的创作实践中人。《开放的作品》出版12年以后,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玫瑰之门》。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在意大利及整个西方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81年获得斯特雷加小说奖,后又在美国改编拍摄为电影,引起全球性轰动。由此,西方文学史和文论史上生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吸引我们去做出探索:作为小说家,他对作品的开放态度,尤其是对他自己作品的开放态度,是与他对待别人的作品一样,同等地开放与宽容吗?他的作品开放性的强烈主张会一以贯之吗?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理论的深入,艾柯的主张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人对自己作品的封闭理解,与对他人作品的无限放开,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们对他的开放理论生出诸多疑问。我们来看1990年,艾柯在剑桥丹纳讲坛上,为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过度阐释所做的批评与反驳,进而对开放的无限性和非确定性的激烈反抗,如何违背他过去的主张。 《诠释与过度诠释》是艾柯本人提交的讲题,也是这次辩论的最终文本。在丹纳讲坛上,艾柯有三次演讲,也有三位文艺理论界的著名人物发起疑难,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大约500多人聆听了演讲和辩论。美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乔纳森·卡勒参与了辩论。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罗蒂给艾柯以毫无情面的严厉批评。这次讲座和辩论在西方文论史上产生深刻影响,各种对立观点和激烈抗辩应该记入文艺理论的发展史。这不仅是因为有艾柯、罗蒂、卡勒这样的大师参与,更重要的是,这次辩论的题目是当代诠释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或者说是无法绕开、必须回答的原点问题。学术上的争执与论辩无所谓输赢,但是,艾柯这时的立场与60年代初发表《开放的作品》时的立场大相径庭,不能不让人深思和反醒。现在看来,艾柯演讲及论辩的主要倾向是清晰的,一些基本观点经由他推举的大量例证加以说明,极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他提出标准作者和经验作者,标准读者和经验读者的概念,证明书写意图存在及接受者对文本理解发挥尺度有限,使开放的理论受到挑战。尤其是他的作家身份,他对自己创作企图的说明和文本具体意义的介绍,使人无法怀疑他的论点和理念的正确。艾柯坚持一个极为强硬的立场,反对他人对自己的文本作无限的过度阐释,要求批评以文本为根据,而非天马行空地迷狂发挥。“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这是艾柯三次讲演的最后话语。 在这次辩论中,艾柯对文本生产与理解的模糊性、无限性的批评无处不在。他用自己文本中的许多例子,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开放写作与理解的荒谬。其中最有新意和说服力的论点,是他对所谓“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批评与驳斥。按照艾柯的考证,诺斯替主义就是神秘主义。在早期基督教时期,诺斯替一词“用来指一种超理性的、直觉的知识,以及被某个神性中介所赐予、或从某个神性中介那里得到的礼物”。这个礼物具有上帝般的神性,“谁得到这个礼物,谁就会得到拯救。”由此出发,艾柯分析了诸多诺斯替主义的表现与影响。他指出,在浪漫主义的主要原则中,在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流变中,在存在主义的悲观论述中,以至“在贵族阶层对大众社会的每一次发难中”,都会找到这个诺斯替主义的神秘踪影。经过如此曲折的大尺度跳跃迁移,艾柯“将神秘主义的文本诠释方法的主要特征列举出来”,让人们看到,在古代神秘主义与这么多当代批评方法中,“一些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从此目的出发,他对诺斯替主义的阐释思想与方法,做了七个方面的概括,直指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性弊端,以及20世纪中期以来哲学阐释学的困境,犀利而深刻的批判,生动而尖刻的嘲讽,让人深感震撼。我们将此与他前面有关开放的主张做些比较,会从中得出新的认识。 一是关于文本开放的问题。在丹纳讲坛上,艾柯讽刺说,在诺斯替主义者看来,“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宇宙,在文本中诠释者可以发现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在《开放的作品》里,艾柯却热烈称赞,有如乔伊斯的作品,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一个丰富的世界,作家雄心勃勃地想使它牵涉整个的空间和时间——所有可能的空间和时间。”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完全不同认识和评价尺度。人们不禁要问,前面提到的“时间和空间”与后面强调的“宇宙”,含意是否完全相同?如果是,为什么前者被批评,后者被赞扬?而且为什么是在前者被批评,在后者被赞扬? 二是关于语言的多义性问题。在讲坛上,演讲者批评如下提法:“语言不可能捕捉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前语言而存在的意义;相反地,语言的职责是表明,我们所能谈论的只是一些互相矛盾的东西的偶然巧合。”而在《开放的作品》中,作者却坚决主张并突出强调语言的多义性。同样是对乔伊斯的肯定:“在乔伊斯那里,作者希望的是,在越来越多样的方式下欣赏这样一种信息,这种信息本身(而且也由于它的实现方式)是多义的。在这里,美学欣赏方式的典型的丰富性又加上了新形式的丰富性,即现代作家作为一种需要实现的价值而追求的新形式。”对此,我们也要提出疑问,在要求别人的作品开放的时候,同样是语言多义,为什么到自己的作品,就成为神秘主义,成了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东西的偶然巧合?一位理论大师的语言观也可以像开放的文本,是非确定的、非连续的吗? 三是关于意图之争。在丹纳讲坛上,艾柯批评当代的“文本诺斯替主义”非常慷慨:“任何人,假如他急于将读者的意图强加在作者那无法得知的意图之上的话,都可以成为掌握真理的“超人”;也就是说,作者根本上就不知道他或她在说些什么,因为语言代替了他或她的位置。”对否认作者意图,将读者意图强加于作品和作者,给予批评。但在《开放的作品》中,艾柯却又肯定,艺术理论研究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最后分析,去寻找意图所留下的痕迹。重要的是,在这个研究中,“不指出方案和结果的不对等(一部作品是想要成为什么的意图的痕迹,同时又是事实上成为什么的痕迹,尽管这两种价值并不等同)是不可能的,这事实也使瓦莱里赋予这一概念的语义等到确认”,又对明显地突出了一个以读者意图为核心,否定或消解作者意图的理论取向。面对如此矛盾的心机,我们当然疑惑,对于作者和文本意图,艾柯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读者意图可以替代作者意图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在对待别人作品,或者说在理论的一般意义上的态度和对自己作品的态度有这样大的差别? 四是关于文本阐释。对此,艾柯的立场极其鲜明。“为了能从文本中“打捞”出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从认为意义是一种幻象转化为意识到意义是无限的——读者必须具有这种怀疑精神:文本的一字一句都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的意义;是词不是句子隐藏着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读者的光荣使命在于发现,文本可以表达任何东西,但它就是不能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只要有人声称发现了文本预设的意义,我们就敢肯定说,这并不是其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更深一层的意义;那些为物质所束缚和奴役的生活的失败者正是那些停下来说“我懂了”的人。这段话很长,但直白而精准,无需更多的说明和阐释,全部引用在这里。如此犀利的批评和揭露,我们当然赞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质疑,同是一个艾柯,对别人的作品他持开放态度,而对自己的作品却持收敛立场。我们来看实例。 实证之一,有阐释者在《玫瑰之名》中发现了一些人物名字上的“隐喻性含义”,作者自己说,他没有主动更没有执意设置这种双关,“即使作者真的设置了这样一种形态上的双关,这种双关对理解这部小说也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在《开放的作品》里,他不是主张现代文学作品应该建立在“把象征作为一种无限交流的手段”,“对越来越新的反应和理解开放”吗?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名字做一点新的反应,发现一点“无穷无尽的联系”(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41页)或者说做出一种多义而不是作者和作品本身所确定的单义解释,为什么就不可以?艾柯不是主张“每一件艺术品,尽管是根据明确或不明确的必要的理论创作的,从实质上说仍然是对一系列潜在的阅读‘开放的’,每一次阅读都使作品按照一种前景、一种口味、一种个人的演绎再生一次”的吗? 实证之二,艾柯对这个例子表示更多的无奈。“我的诠释者认为,这位在小说结尾处大喊‘图书馆着火了’并因而宣告了修道院这个小小自足世界的最后覆灭的修道士,其名字里暗含‘世界死亡’的意思。”作者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努力证明阐释者的判断没有原始根据,因为他在给这个人物真名实际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后来会喊出“修道院着火了那句要命的话”;这个名字本身,也就是尼古拉斯,其中既无死亡,也无世界的意思,阐释者作出如此荒唐的解释,艾柯颇有些愤怒,质疑“我”就是作者在此时此地,在这个小说场域和阐释场域中,“‘我’又是什么东西?我的意识?我的本能(id)?我写作时头脑中所进行的语言游戏?”还有更激烈的话,这里就不举证了。但核心问题仍是,按照开放的观念,这个阐释不是太平淡了吗?当代西方文论的诸多文本阐释早已不知夸张放大了多少。艾柯不是曾经坚定地反对“作品的封闭性”,而强烈主张文本、词语、形象的开放,读者应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需要去深入挖掘,“以他想要的意义来使用文本”吗?怎么临到自己的作品,这个开放的原则和追索就不适用了? 实证之三,这是一个有更多一般意义的表达。上面提到过瓦莱里关于文本意义的名言。这个名言是“原文真正的含义并不存在”。对于这个象征主义“纯诗”理论的重要观点,在前后两部著作中,艾柯的态度完全不同。在《开放的作品》中,他对W·Y廷德尔关于瓦莱里的评论,给予赞扬并引伸:“因为这样的评论所追求的是,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一种有不断开放可能的东西,是一种保留无限含义的东西”,而且应该在这种基础上来看待所有关于隐喻结构、关于诗作所产生的各种模糊性或含糊性的研究。但是,在后来的丹纳讲坛上他却激烈地批评,“在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意义的‘漂浮’与‘游移’的观念”,瓦莱里的这句名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观念”,这种“新的神秘论非理性主义一方面摇摆于神秘论者与炼金术之间,另一方面则摇摆于诗人与哲学家之间”,如此对立的看法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呈现出来,对艾柯本人而言,可能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抑或是倒退。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他主张文本的无限开放在先,依彼时他的身份,更大程度上是理论家方向的认同;在丹纳讲坛时,他已完成了《玫瑰之名》《福柯的轮摆》等小说文本的书写。此时,艾柯的认同更大程度上倾向于作家和小说家的身分。很明显,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碰撞,更鲜明地突出在他面前。毫无疑问,创作的实践,让他对理论的认识和感受有了根本性变化。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一种进步。因为实践对理论而言,实践是理论生成的源泉,实践引领理论,实践的品格高于理论的品格。对此,有人评论:“艾柯是六七十年代对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最热心、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然而,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艾柯却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的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这种忧虑集中体现于他对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的质疑。在90年,艾柯发表了《阐释的界限》——题目本身就表达出作者的鲜明倾向——正是在这部著作中,著者提出,当代批评中的某些方法“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同时,他还提出新的概念,标识此类阐释为“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在丹纳讲坛上,他又努力探讨对阐释范围进行科学限定的方法,并提出“过度诠释”(over interpretation)这一重要概念,并从揭示神秘主义入手,批评“有那么一些诗学著作,其目的旨在表明诠释可以是无限的”,鲜明地提出“我真正想说的是: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这种变化,无论是从西方文论发展的轨迹说,还是从艾柯本人的理论演进说,都应该给我们以深刻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