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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玄宗朝(712—756)是唐代献赋活动的全盛时期。玄宗本人没有赋作传世，但从张说、韩休、徐安贞、李宙、贾登等人所赋《奉和圣制喜雨赋》等作(44)来看，他不但能赋，且与臣下有唱和。江妃有《楼东赋》(45)，则当时好赋的风气也及于后宫。玄宗在即位之初，就对献赋的讽谕功能予以肯定：“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是故扬雄陈《羽猎》，马卿赋《上林》，爰自风雅，率由兹道。”(46)这里玄宗对献赋持全面肯定的态度：不仅充分肯定诗赋“讽谕君主”的积极作用，而且把因为“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为太宗所贬抑的《羽猎》、《上林》诸赋也看作是和讽谕之赋一样的风雅之作。从这里可以看出，从太宗朝偏于实用的劝戒的献赋观，到武后中宗时期偏于颂美的雅颂的献赋观，再到现在玄宗的既重视讽谕功能又不废审美，应该说，献赋理论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到玄宗这里已经臻于成熟。 玄宗不但在理论上对献赋予以全面肯定，而且我们从其对奏献之赋的具体评价中也可以看到，相较于太宗偏重献赋的讽谕功能，玄宗似乎更多地强调其“体物”“浏亮”与“见情素”等方面： 得所进白乌，符彩明媚，助日扬辉，白羽翩翻，凌霜比色。况乎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对之有观，情不能已。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披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今赏卿金五挺，银十挺。(玄宗《答张说进白乌赋诏》) 朕顷赐扇，聊以涤暑，卿立赋之，且见情素。词高理妙，朕详之久矣。然佳彼劲翮，方资利用，与夫弃捐箧笥，义不当也。(玄宗《答张九龄进白羽扇赋批》)(47) 张说、张九龄都是玄宗朝的重臣，二作也都非单纯的咏物之作，而是有寄托讽谕在内。尤其张说所献《白乌赋》，“恐同类之见嫉，畏不才之速谤”、“鉴深心于反哺，终报德于君亲”云云，流露出深切的忧谗畏讥之心。但玄宗两道答诏都只字未提其讽谕内容，显然其作为个人，接受得更愉快的还是颂美。这种倾向，在其统治后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天宝时玄宗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吕向奏《美人赋》以讽，忤帝，幸得张说劝解，方得承恩(48)。针对这两篇被后世认为明显有讽谕意图的赋作，他称赞张说之作“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披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又肯定张九龄之作“卿立赋之，且见情素，词高理妙”，都是从抒情体物的角度来谈的。程章灿先生《魏晋南北朝赋史》曾指出，晋代的赋论可以分为体物浏亮派与讽谏征实派，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赋的艺术特点和功能的不同方面(49)。按照这种区分方法，太宗显然属于讽谏征实派，侧重理；而玄宗虽然也认可讽谕，却应该被归入体物浏亮派，侧重情。 玄宗对献赋的全面肯定，直接促成了玄宗朝献赋的空前繁荣。尽管大多数赋作不传，但仍可从史传的零星记载中想象当时的盛况。据《旧唐书·礼仪志》： 玄宗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 (十三年十一月)壬辰，玄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寮，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  、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50)开元十三年的封禅是朝廷大事，在帝王百僚之外，儒生、文士上赋颂者，也可以参与此盛典，这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尚的荣耀。开元十八年(730)，“百僚及华州父老累表请上尊号内请加‘圣文’两字，并封西岳”(51)。其中亦有献赋以求西封的，如阎随侯《西岳望幸赋》就作于此时：“圣主功成，永穆羲皇之化；小臣多幸，敢献登封之书。”(52)又天宝九载三月，群臣复请封西岳，当时亦当有献赋者。杜甫《封西岳赋》应该就是作于此时(53)。虽然当时的献赋情况缺少可以征实的文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零星的例证以及开元十三年封禅时献赋的盛况加以推想，开元十八年和天宝九载群臣请封西岳时，献赋者即使不如开元十三年之盛，应该也不在少数。 上述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大兴礼乐(包括封禅)的诸多举措，无疑更进一步地刺激了文士献赋颂美的热情。天宝初载，李白因献赋而为玄宗接见并待诏翰林，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而待诏集贤院，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李白《东武吟》：“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54)杜甫《莫相疑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55)正是夸耀昔年因献赋所获之殊遇。以情理揣之，李杜此举在当时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当时文人尤其是尚未授官的文人献赋以求垂顾，在初盛唐日益浓厚的献赋风气中，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就现存文献可考知的，李杜之外，初盛唐文坛上的著名作者如谢偃(与李百药并称“李诗谢赋”)、崔融、徐彦伯、卢藏用、陈子昂、杨炯、骆宾王、刘允济(当时与王勃齐名)、张九龄、张说、李邕、李华等人，都曾有献赋之举。又孟浩然《南归阻雪》“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56)，岑参《送祁乐归河东》中说祁乐“往年诣骊山，献赋温泉宫。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57)，綦毋潜《送章彝下第》说章彝“献赋温泉毕，无媒魏阙深”(58)，则当时文人中，像孟浩然、祁乐、章彝这样献赋而不获召见的，也应该不少。由岑、綦诗句还可知，当时献赋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到朝廷指定的延恩匦投献是一种，也有到皇帝驻跸的“温泉”(即骊山离宫)投献的。但“温泉”戒备森严，需要有人引荐，所以稍后刘长卿《温汤客舍》诗中才有“君门献赋谁相达”(59)之叹。 盛唐献赋活动的全盛，首先是因为唐朝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的存在以及时主的提倡，此外，文人作赋风气的盛行也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庞大的作者群的存在，开元十三年封禅时“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的盛况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若没有延恩匦的设置，大量朝堂之外的献赋之作也不可能进入玄宗的视野。朝廷设置延恩匦以鼓励献赋的办法，以及献赋者所获得的令人瞩目的殊遇，反过来又刺激了献赋活动的繁荣：“于是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60)而这一作者群的成长，是和开元年间进士考试杂文试诗赋这一举措分不开的。进士试诗赋刺激了文人对赋的普遍写作，作赋从先前一小部分人才拥有的才能，成为士人欲求仕进者普遍拥有的技能，赋的写作普遍化了，技巧增加了，与此同时，赋作的内容和功能也迅速向应试和颂圣方向转变。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61)。这意味着此后不由常科仕进的文人也必须学习作赋，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变。由此也可见，唐赋具有比较明显的官方性质，其发端、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整个过程，都得益于帝王的提倡和朝廷的政策，并且始终是以朝廷为中心展开的。 必须强调的是，玄宗对献赋“可讽谕君主”的功能是正面肯定的，他对雅颂的提倡也基于开天时期唐王朝如日中天的兴盛，与当时朝野的风气是基本符合的。所以玄宗朝献赋活动的全盛不仅表现在献赋数量的空前增加，赋作在主题上的丰富多彩，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当时以颂美为主流的献赋活动中，依然涌现出一批以讽谕为旨的赋作。如开元十二年，王皇后被废，王  作《翠羽帐赋》讽帝(62)；前引天宝时吕向奏《美人赋》以讽岁遣花鸟使以广后宫；萧颖士忿李林甫之无礼，为《伐樱桃赋》以刺之(63)；玄宗东行河，因游畋，杜鹏举上赋以风(64)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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