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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唐的献赋活动，大致可以高宗朝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此是以太宗为中心的贞观时期，后此是武后中宗时期。 高宗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司表奏皆委之武后，自是无暇顾及献赋之事。所以高宗朝的献赋活动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相对于前后两个时期都比较寥落。见于史载的，如显庆元年(656)崔敦礼卒，于志宁所撰铭文特别称许他“赋超雅颂”(27)。崔赋不传，但既只字不提劝戒讽谕，应该是以颂美为主的。这种“雅颂”的献赋观也已悄然偏离了太宗朝的“劝戒”论。高宗朝合乎太宗“劝戒”论的献赋，惟有韦承庆献《灵台赋》以广太子李贤之志一例(28)。麟德二年(665)十月，则天皇后请封禅，高宗将东封泰山，许王李瓘献《乐九成赋》，颂美高宗“将修封禅”，“岂七十二君之足多”(29)，其实可归入武后中宗时期的文学。 永淳元年(682)，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30)。杨炯《庭菊赋》序描述了当时东宫属官杨炯、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等人追随裴炎、薛元超游处作赋的一次盛会： 天子幸于东都，皇储监守于武德之殿，以门下内省为左春坊。今庶子裴公所居，即黄门侍郎之厅事也，其庭有菊焉。中令薛公，昔拜琐闼，此焉游处。今兼左庶子，止于东厅。甍宇连接，洞门相向。每罢朝之后，未尝不游于斯，咏于斯，览丛菊于斯。叹其君子之德，命学士为之赋。是日也，薛凯以亲贤为洗马，田岩以幽贞为学士，高元思、张师德以至孝托后车，颜强学、沈尊行以博闻兼侍读，周琮、李宪、王祖英、曹叔文以儒术进，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石抱忠以文章显，德行则许子丰，耆旧则权无二，骆  则诂训之前识，张相则老庄之后兴，并承高命，咸穷体物。小子托于吹竽之末，敢阙其词哉?(31)从上引材料可知，高宗时与帝王、太子游处的官员僚属，无论是以“文章显”，还是“以博闻兼侍读”，或者以亲贤、幽贞、至孝、德行、耆旧、训诂、老庄见称，受命即作，都不以随时献赋为难。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杨炯曾说崇文馆中“草木咸可为赋”，崔融遂作《瓦松赋》一篇(32)。可见经太宗首倡，经过贞观二十余年的发展，唐初赋体的写作是大大地普及了。虽然高宗本人对参与、组织献赋力有未逮，但献赋作为初唐的一种传统，很自然地在朝堂内外延续下来，只是其功能逐渐从太宗朝积极有为的“劝戒”朝“体物”、“雅颂”的方向发展。从实用回归审美是符合赋体自身发展的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朝虽然是一个过渡期，却是初盛唐献赋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从则天久视到中宗景龙十数年间的献赋活动，进一步发展了高宗朝已然兴起的“雅颂”功能，一以颂美为主导。开元初，张说受诏作《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论述此阶段的文学发展云： 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33) 张说和于志宁一样，也用“雅颂”来概括当时的诗赋创作。这里的雅颂，显然指的是以颂美为主的诗赋创作。“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渊源于班固《两都赋序》对汉武帝时代献赋盛况的赞美：“抑亦《雅》《颂》之亚也……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4)而其所规模的，也正是武帝以来的以大赋润色鸿业的传统。 张说是初唐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坛领袖，他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这时期诗赋创作风气的把握是准确的。从劝戒转向雅颂，也是初唐政治从贞观的励精图治发展到盛唐的高度繁荣所必经的。而赋体本身，在挣脱了人为的政治枷锁之后，也必然要回归其文学本性，走上太宗批评过的浮华的道路。这种从劝戒到雅颂的转向在创作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当时涌现出一大批直接颂美帝王和政治大事的赋作，如武后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拜著作郎(35)；如意元年(692)七月望日盂兰盆节，杨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36)，又另献《老人星赋》(37)；中宗(705—710在位)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许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38)；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许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39)。 当时的献赋活动，主要的中心除了帝后之外，还有东宫、太平公主和诸王、重臣。武后光宅元年(684)，陈子昂受命作《麈尾赋》，其序云：“甲子岁，天子在洛阳。时予始解褐，与秘书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客置酒于金谷亭，大集宾客。酒酣，共赋座上食物，命余为《麈尾赋》焉。”(40)显然，以重臣宗秦客为中心的金谷亭雅集，是继《庭菊赋》盛会之后的又一次共赋。东宫之外，太平公主府也是重要的文学中心，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所写“召七贤，集五侯”，“宾屈、宋于珠履，引邹、枚于玳筵”(41)，正是对当时文士云集作赋的情形的真切描述。这样的活动在武后中宗时期应该是很多的。而二三友人小型的唱和更是举不胜举，如张说作《虚室赋》以示魏归仁，魏作《宴居赋》以和之(42)。 武后中宗时期献赋的繁荣，不仅包括上述朝堂之上或者侍从武后、太平公主贵游之时的献赋；而且还表现为对一般文人献赋的鼓励，虽然其具体情形已难得知。据《旧唐书·刑法志》载：“垂拱初年，令镕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后乃令中书、门下官一人，专监其所投之状，仍责识官，然后许进封，行之至今焉。”(43)延恩匦的设立显然对尚无功名的士人的献赋是一个鼓励，后来杜甫就是由此献赋而后得以待诏集贤院的。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为免“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而设专门的理匦使处理后再进封朝廷，则又让那些想要通过献赋来近天颜的士子不可能犯言直谏，更进一步助长了当时朝廷“雅颂”、“体物”的风气，不利于劝戒之赋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