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崇德的原因 傅玄喜欢在诗中推崇封建伦理道德，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投影。 (一)魏晋世风、士风的影响 魏晋统治者推崇儒学，执行的更是崇儒的政策。魏明帝诏令禁锢玄学、痛斥“浮华不务道本者”之令；司马氏更加以崇儒为务，实行以儒业择士的用人政策，如举寒素制度规定寒族士子要以“学业优博”并“德行著称”者方可入仕，傅玄和张华就是凭道德和文章而仕进的，可见儒业和德行是关系到寒素士子前途的大事。道德学问才是他们的进身之阶。所以崇尚清谈玄风的多是士族而少寒族，而西晋诗人是以寒素士子为主体的。 但曹魏二祖的“好法术”“慕通达”政策和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强烈地冲击着名教的堤防，给仁义道德的礼防以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呈衰颓之势，至西晋朝廷就多是以礼法名教为标榜、而实际德行却污秽难称的士子臣下，如何曾有“孝”行却亏于“忠”德，名儒重臣荀勖等也是道德败坏之徒。总之当时笃尊儒术者少，像傅玄这样致力于弘扬儒术的正统儒者就更少，这对于儒学的素质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都有很坏的影响。司马炎执行宽纵政策，玄学在思想上毫无发明，却在任达纵诞上有很大发展，生活的放纵和道德的放纵相为表里，这引起了社会道德规范的消解和缺失，社会道德、责任的淡漠。所以“纯儒”傅玄有感于时风衰敝，士人的道德沦丧，大声疾呼，希望以尊儒崇德、行“礼义之教”来裨补时弊、匡正世风。并不忘在诗歌创作中不遗余力地借诗以正风化。傅玄描写思妇志节不变、弃妇温柔敦厚，贞妇烈女品质高尚，并且在诗中赞美她们，也许就为在现实中给世人树立道德价值标准。 (二)身世经历和婚姻状况的影响 傅玄创作女性题材诗歌多而且喜欢于其中倡导伦理道德，与其成长、生活环境有关。对傅玄有影响的女性有三个：母亲、继妻杜氏和岳母严宪。傅玄幼年丧父，与慈母相依为命，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处境与命运的感受与关注、思考，远远超越一般文人与官员。加之，壮年丧偶，续娶贤惠的杜氏，杜氏对其前妻之子咸很好。后傅咸出为冀州刺史，因为继母杜氏不肯随之官，就上表辞职。傅玄的岳母严氏，乃是一位见识不凡的女性。她明知傅玄与玄学家何晏等权贵不和，并且在“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的情况下，毅然答应了傅玄求婚。允婚这一举动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令人格外钦佩。可见，傅玄的家庭婚姻状况对其妇女诗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傅玄所作的大量婚恋诗，其实与作者自身的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魏明安、赵以武先生在《傅玄评传》中考证推论：傅玄创作妇女诗大致都在年青时期，即正始及以前。这个时期，傅玄刚从不幸的童年、少年时期走过来。傅玄在这类诗歌，生动地描写了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卑微地位与悲惨遭遇。而含辛茹苦的抚育自己成长的坚强的慈母、贤惠的妻子杜氏和不畏强权的岳母，使他除了关注与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外，更崇敬她们的淑德，并在诗中不遗余力地赞颂和提倡。 同时，傅玄作为庶族士人的代表依靠修明经学而跻身仕途，这种入仕模式对于那些长期处于时局动荡之中的微臣下僚而言，无疑是充满了巨大诱惑力的。所以他“尊儒家之道，贵儒学之业”。 (三)性格和思想的影响 傅玄为人刚劲峻急，在玄风盛行、贵刑名、贱守节的大背景下，依然能刚正嫉恶，不尚空谈。在《傅子》中表现了傅玄与玄学人物的对立，如斥责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是“服妖”，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留情面；正始末，当面挫伤玄学少年王黎、刘陶，指责他俩得意忘形的言行。这是他为权贵所嫉恨、排挤甚至受到何晏、邓飏等迫害的直接原因。傅玄从兄傅嘏于正始中，亦因不与玄学家权贵合作，受到打击迫害，为司马懿保护才免遭不测。傅玄政治上也倾向于司马氏、与玄学权贵对立。司马炎登上宝座后，时为散骑侍郎的傅玄有感于当时礼教不畅，奢靡成风、虚诞肆虐的社会现实，上《举清远疏》请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睦风教节义，屏退虚诞鄙俗之臣，严惩不守礼教之人，被司马炎所采纳。泰始四年(268)，傅玄再次上疏，请崇名教，尊儒学。司马炎接受了傅玄的建议，颁诏尊崇儒学，敦喻五教。以孝治天下。[7]傅玄以儒学为主兼宗各家，反对玄学[6]196。傅玄在文学创作中也传承了儒家的文艺观(如《云门篇》“乐以移风，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谨守风教，以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创作上的“宗经”使其作品思想向雅正靠拢，因而自然会产生崇德的倾向。刚直的性格和尚儒斥玄的思想、敦风化俗的激切之心，使其不惜一切手段推行自己的思想观念。除了上书皇帝，还通过诗歌创作来宣传教化。傅玄的女性题材诗多为代言体的乐府诗，乐府最初为了“观风俗，知得失”的政治目的而设立的。傅玄通过创作大量贴近社会生活向乐府民歌回归的乐府诗，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综之，傅玄政治上想恢复汉代的“德治”、强调教化的作用，哲学思想的水性说(人性如水，善恶可以改变，教化可以扬善，刑法可以抑恶)和文学思想的诗教观及对汉乐府精神的继承，加之刚直劲切的性格使傅玄创作上的“以文载道”、用诗歌来扬善行教化以为德治思想服务的实践成为可能。 (四)对《诗经》以来泛德论的继承 当然，除了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也有文学传承的影响。《诗经》就有明显的崇德倾向，开首第一篇《关雎》所歌咏的“窈窕淑女”就是以德统美的标志。杨雄解释“窈窕”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也是指善，“窈窕淑女”是指外秀内美的“淑女”，可见周人赞美女性更侧重于内在的品德，这对中国审美文化的泛德论有深远的影响。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以“道德论”改变了殷商“君命神授”的“血统论”，他们“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篇》)强调“以德配天命”，其伦理观念的核心之一就是“德”。因之周人评价女性是否美丽的最核心标准就是“以德为美”，强调女性的内在精神气质：贤淑娴雅，温柔和顺，庄重矜持。《周南·关雎》追求的是凝重矜持的淑女；《召南·桃夭》亦是要迎娶“宜室宜家”的淑女，《小雅·车舝》强调婚姻关系中要注重女子的德行“德音来括”“令德来教”，《邶风·燕燕》赞赏的是性情温柔和顺的“静女”：“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大雅·思齐》中的三位圣母都是端庄、凝重、有德操的：“思齐(端庄)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好)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美誉)”，因而也是最美的。这些都说明《诗经》的女性美是内德与外貌的统一。汉代班固的《咏史》歌咏缇萦舍身赎父的孝心，《古诗十九首》和古诗中不乏“楼头凝望，陌上相思”的坚贞思妇形象，《白头吟》《上邪》《公无渡河》等表现了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坚守、热烈、执著，而《陌上桑》将《神女赋》中的神女置换到桑园，并通过改造桑园意象，重申道德礼防[8]。傅玄继承这种对女性品德的张扬，并发展到更广阔的程度，如《秦女休行》对烈义、侠义、道义的强调、《艳歌行》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和道德礼仪的遵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