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文学阅读始于洪子诚的《我的阅读史》，在元旦的和熙的阳光里开始阅读洪先生的这部关于“阅读”的书，为我整个一年的阅读带来了一个好的开端，似乎也重新激发了我阅读文学作品的热望，从而也使这些年来已经渐次衰减的文学阅读激增了起来。这一年读的小说作品有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后来的事》、《门》，有戴维·洛奇的《失聪宣判》、《作者，作者》，有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有阿利桑德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用吉他射击的人》，有保罗·乔尔达诺的《质数的孤独》，也有莫言的《蛙》；诗歌作品则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多种“英诗经典名家名译”，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以及几首有望载入新诗史册的中国诗人的长诗创作。
    《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洪子诚先生怀着温暖和忆恋的心境缅怀自己多年的阅读历程的一本书，收的是洪子诚近些年关于阅读经验的札记，带领读者重新回到契诃夫、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纪德，回到巴金、郭小川、牛汉和王蒙，也重新进入当代学者乐黛云、黄子平、戴锦华及日本学者丸山昇的世界。这部关于“阅读”的书，具有极具个人性的情感方式以及独一无二的观照视角，从中可以读出一种真正个人化的阅读是如何在漫长的时光中塑造了一颗对世界既充满温情又保持审慎距离的心灵。譬如书中描述作者从上中学到80年代，一共读过三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次带来的都是“很不相同的体验”，“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那种激情，逐渐被一种失落、苦涩的情绪所代替”；而60年代初期的契诃夫则带给作者一种“新的感性”，带来“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这种无以替代的阅读体验中浓缩的是中国一代学院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中积淀的世纪性的情感、记忆乃至“精神遗产”。
    洪先生的阅读史还提供给我对80年代现代主义影响中国文坛的历史语境的重新体认。现代主义之所以在80年代中国文坛风靡一时，并不仅仅是纯粹形式上的和语言上的原因。正像洪先生所揭示的那样：我们那时关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对人的处境的揭示和对生存世界的批判的深度，譬如文坛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关注，就与对“十七年”以及文革的记忆及反思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萨特热所造成的存在主义的文学影响，更是直接关涉着对存在、对人性以及人的境遇的新的意识的觉醒。文学因此内涵的是“社会承担的意识”以及建构反思性历史主体的重任。
    对于莫言在2012年末获奖这一事件的最好的言说方式，莫过于坐下来认认真真地阅读他的作品。对长篇小说《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的阅读似乎赶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时髦”，但如果并不炫目于刚刚笼罩在《蛙》上的诺奖光环，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从不同的面向进入文本，才真正有望阐释出小说中繁复的甚至是悖论性的语义空间。在《蛙》中，“生命”、“政治”、“历史”三个维度，共同交织出对这部小说的总体阐释视野，而三个维度经常处于纠缠的、矛盾的和一种悖论式的关系中。譬如，政治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的生存，人的合理的发展，人的健全的生长，但政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却经常会走到它的反面。这种政治和生命、历史的纠缠关系，在《蛙》中呈现的正是一种固有的矛盾性，进而呈示着共和国60年历史本身固有的繁复图景。
    2012年堪称是中国文坛的“史诗年”，有相当多的诗人贡献了自己的长诗或者说史诗创作。就我所读到的具有“现象级”意义的诗歌就有欧阳江河的《凤凰》、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北岛的《歧路行》以及西川的《万寿》。
    早在1985年，欧阳江河就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公开的独白——悼念埃兹拉·庞德》的诗作，表达了对庞德的景仰，庞德也被视为诗歌的不巧精神以及难以逾越的标准。时光过了近30年，欧阳江河找到了膜拜庞德的更好的方式，那就是在新世纪重拾庞德在20世纪上半叶所展现的现代史诗的蓝图，以其《凤凰》在21世纪一个新的历史时空交叉点上思考和实践当代史诗的可能性。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在构思上受徐冰的同题大型艺术装置《凤凰》的启发，两个不世出的“凤凰”因此具有了一种共生和互文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征候性。如果说徐冰的《凤凰》以其意蕴极度宽泛又高度浓缩的物态结构提供了一个当代世界的视觉抽象，蕴含了雄浑而丰富的艺术灵感和象征意义，欧阳江河则在徐冰《凤凰》的原初形象的基础上，力图营造一种当代史诗的形态，追求一种全景式的容量，涵容了全球化后工业时代才可能具有的繁复而斑斓的物象，最终以诗艺的形式构建了关于当代世界的“现象学”。
    《万寿》则可以读成一部讽喻史诗。借助于“讽喻”，西川构建了最为超越的一种美学风格和叙述姿态，用讽喻的方式对一部充满喜剧性的晚清历史进行极具超越性的叙述。晚清时代在我本来的体认中称得上是中国历史最具悲剧性的时代，而西川则让我们看到了晚清的喜剧性。《万寿》也由此颠覆了我对晚清一直具有的忧郁感和悲剧体验。在我读过的诗中，《万寿》也堪称具有最繁复的声音，既有担负着讽喻化使命的历史叙述者的声音，也有诗人自己的人格化的声音，还有诗中人物戏剧化的声音。诸种声音的并存本身塑造了史诗的多声部美学，意味着言说与叙述历史的方式的多样化。历史的面貌也由此驳杂，而不是只有一个权威叙述者一手遮天。隐含在多重声音背后的，则是一种复杂化多面性的历史观。
    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则表现的是诗人“在‘未来’的时间里/走在‘过去’的山水间”的启悟历程，这首未完成的长诗借助于黄公望著名画作《富春山居图》的透视角度，境界开朗，感受细腻，传达的是有着丰盈的内心世界的诗人对于中国历史的温婉而灵动的体贴与颖悟。
    读洪子诚的《我的阅读史》，感动于书中表现出的洪先生对作家心灵的秘密以及对文学固有的秘密的谦卑与尊重。而当莫言的《蛙》中以一种尊重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与神秘性的态度有节制地呈现历史图景的时候，小说表现出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值得期待的莫言，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莫言。《蛙》的可取之处正在于它的独一无二。当2012年临近尾声，我读到秦立彦以流畅的译笔翻译的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深深触动于这一耶鲁文学大师对文学的“虚拟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的陌生性”的坚守：“我们称之为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拟现实，其主要特征是什么？特征一：它们互相之间都是没有可比性的。每个都是特别的、自成一类的、陌生的、个体的、异质的。借用霍普金斯的一句话说，文学作品是‘反的、崭新的、少的，奇特的’。这种陌生性也让它们彼此疏离。”“二是‘文学保守自己的秘密’。隐藏秘密，永不揭示它们，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文学的陌生性”和“文学保守自己的秘密”在米勒那里都上升到文学的基本特征的高度来加以论说，是界定文学本体论的重要维度。从陌生性的角度说，真正好的文学都是彼此不同的，彼此保持着疏离的陌生的“人生若只如初见”般的姿态，而远离拉帮结伙以及相濡以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干的其实是南辕北辙的事情，从事的是使文学去陌生化，或者说“祛魅”的活动。当2012年随着世界末日的预言一起飘逝之际，或许也到了文学恢复其固有的神秘感和陌生性的时候了。我从洪子诚先生的《我的阅读史》、莫言的《蛙》以及西川和翟永明对历史的诗性呈现中所读到的，正是对于文学秘密所持有的尊重。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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