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在《文学与恶》序言中开宗明义说：“文学是本质，否则就不是文学。恶———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现；我认为，恶具有最高价值。但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显然，他之所谓“恶”，与道德意义上的恶是不同的。在后文中，他进一步解释道：“由于禁忌不可捉摸，暂时违反也就更加自由。艾米莉·勃朗特和凯瑟琳·恩肖两人都显示了违反和赎罪，她们的行动属于超道德范畴，而不属于道德范畴。《呼啸山庄》的主旨是对道德挑战，而这一挑战起源于超道德观念。”由此看来，理解“超道德”将是打开巴塔耶关于“恶”之内涵的一把钥匙。
    按笔者理解，巴氏的“超道德”含两层意思：
    第一，文学写作者应站在超越当下道德规范的角度，去审视和挑战不适应人性要求的善恶的规定性，打破那些为权力而存在的畸形道德观。这是因为，“严格的道德来自对恶的认识，这一认识奠定了密切交流的基础”。在没有道德规范前，那种混乱和沦丧都可以视为恶。没有“对恶的认识”，便没有建立道德规范的冲动。巴塔耶首先以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为例：该小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遭到评论界的猛烈攻击与谴责，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视为一部“奥秘莫测”的“怪书”。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艾米丽远远走在人们前面。在巴塔耶看来，“在所有的女人中，艾米莉·勃朗特似乎是最受诅咒的对象。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有过一些不幸。但她纯洁的道德观完整无缺。她从恶的深渊里吸取了切实的教训。很少人比她更严谨、更勇敢、更正直。她对恶的认识最彻底”。
    从这个意义说，巴塔耶所谓的“恶”源于一种反叛，也即恶对善的反叛。他认为，现实世界的原则不是真正的理智，而是理智与专断的结合。也就是说，恶与善的关系在秩序和规范面前是绝对的，而在生命和人性面前则是相对的。而“人必然会反对自己。如果他不是谴责的对象，他就不能认识自己、永远热爱自己”。安德烈·布勒东写道：“一切让我们相信，在思想的某一阶段，对生活与死亡、真实与幻想、过去与未来、沟通与不可沟通等，都将不作为对立面看待。”《呼啸山庄》这部小说一反同时代作品普遍存在的伤感主义和忧郁情调，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报复取而代之。它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这正是巴塔耶将它归入“恶的文学”的原因。
    萨特在《波德莱尔》一书中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在波德莱尔作品中，恶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再得到传统的善——或既定秩序——的支持。他认为诗人的立场是未成年人的立场。正因为波德莱尔从未超越孩童阶段，所以他才写出了《恶之花》。巴塔耶认为，波德莱尔“对向善的问题同样无法解决，反对意见来自其他方面。名义上，他选择了上帝和工作，实际上却更亲密地接近撒旦。他甚至不能确定对立是不是自愿的和内在的（享乐和工作的对立）或是外来的（上帝和魔鬼的对立）”。同样，《女巫》作者米什莱被巴塔耶认为“是最具人情味的论恶的作家之一”。“他在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指引下所走上的道路，却通向我们的真理。这条路肯定是恶之路。这不是我所指的以强凌弱的恶，相反地，这是违背自身利益的恶，是渴望自由所要求的恶。”
    第二，文学毕竟不是道德宣言书或教科书，文本中的“恶”由道德层面进入美学意义，巴氏“超道德”应作如是观。巴塔耶认为，只有抓住瞬间才是文学。它是自由的、无组织的，并且“不能承担建立集体秩序的任务”，它只能像违反道德法规一样，成为一种危险。而审美的第一要求是自由。巴塔耶认为：“我提一个意见，如果在未被论证之前，自由就被接受，那么自由就是诗的本质，如果只有自由和独立的行动才值得在‘呻吟中求诉’，那我立刻可以察觉诗的贫困和自由的锁链。”
    总而言之，《文学与恶》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书，但巴塔耶并非“人性恶”论者，他认为：“人并非注定与恶连在一起，但是如果可能，他不应该自己禁锢在理性范围内。”那么，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与“恶”连在一起呢？他作出了这样一种推论：即“死亡既是生命的条件，恶在本质上与死亡相联系，也就含糊地成为人的基础”。也就是说，恶只有在与死亡相联系时，才具有另一种价值：“恶，在它体现走向死亡的时候，是一种挑战，正像各种形式的色情一样，它永远是模糊谴责的对象。……如把恶放在无私地走向死亡的角度来观察，它的意义就不同于为私利活动的恶。‘丑恶’的犯罪行为有别于‘激情’的犯罪行为。法律否定二者，但是最富人情味的文学则是激情的圣地。同时，激情也避不开诅咒。”（第16页）这里暗示了一种道德上的反叛，凭借一时激情达成的反叛。与此同时，巴塔耶也意识到：“恶的意义是肯定自由，但恶的自由也是对自由的否定。”（第71页）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在我看来，这里牵涉到一个限度的问题：绝对的自由是对自由的背叛和否定，“恶的自由”也是如此。
    （《文学与恶》巴塔耶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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