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协主席没想到自己对于诗人的一句批评之语竟招来了官司。事情是这样的,今年5月,湖北作协向中国作协提交了鲁迅文学奖的推荐参评名单,诗人柳忠秧的作品赫然在列。方方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她发微博称:“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当然,很快读者就锁定了柳忠秧。 对于方方的一句质疑,柳忠秧愤愤不平,竟然打起了官司。9月中旬,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正式就柳忠秧状告方方立案。而最近传来的消息是,该案将于2015年1月28日在广州开庭审理。方方也不示弱,在微博上透露,自己已经收到法院寄来的传票,并表示“一定面对,一定应诉,一定陪柳忠秧打到底”。一场文坛口水,竟然演变成了对簿公堂,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前辈作家说自己诗写得差,那诗人完全能够请教诗差在何处,如果实在自信,也可以将诗作公开,让读者评判。至于“跑奖”的质疑,也可以等对方拿出证据,再作定夺。不料竟去了法院。作家们对于批评的火气真是越来越大。当然,这位诗人的所为比较极端。而据记者了解,现在听到对自己的批评,给脸色看,愤而反驳的作者也不在少数。 一次,上海某出版社为一位女作家举行作品研讨会,一位评论家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认为这位女作家应该“超越”自我,不要总是重复自己。其他批评家也跟着说了几句不足。只见那女作家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她突然打断一位正发言的批评家,拂袖而去,让所有在场者非常尴尬。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不少写作者对于批评,要么是充耳不闻,要么耿耿于怀,遇到批评者形同陌路。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写作者的雅量越来越小了呢?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这都是给评论家们“捧坏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前天在参加一次会议时说,当前的学院批评脱离实际的现象十分严重,更多的是为了发表,95%的表扬,最后5%说“小问题”,小问题也没展开,只是敷衍一下,说到底“吹捧”是第一位的。 评论家又被称为“批评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出作品的谬误,指出不足,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在很多文学已经商业化的今天,批评一部作品,就意味着给新作的销路泼冷水,评论家碍于面子,一般不愿意这么做。当然因为市场经济,“红包评论”也开始泛滥,评论家参加研讨会是拿了出场费,吃别人嘴软,拿别人手短,自然也会嘴上留情。终于,“批评家”成了“吹捧家”。 长此以往,听惯了吹捧之语的写作者,也就越来越听不惯逆耳之言了。对于偶尔的批评,轻则拂袖而去,重则诉诸法律。如此一来,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理念的评论家们,要说一些真实的批评,则更要考虑再三,不能轻易说出口。评论的氛围会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