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范式转型》，李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42.00元
    

李勇的新著《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范式转型》体现了文艺学研究领域中范式意识的觉醒。希利斯·米勒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不会继续的提问，在中国文艺学界引起“文学终结论”的轩然大波之后，文艺学研究者不得不对自身的学科困境进行深入的思考。李勇并不满足于就眼前的终结还是不终结的争论热点展开讨论，而是把这个问题与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史甚至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与演变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当代文艺学中最早形成的范式是社会政治范式，而这个范式的渊源又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因此，讨论中国当代文艺学中的社会政治范式形成的历史过程就成为一个还原历史的过程，文学研究是否终结的问题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到更具有学理性的学术史的研究中了。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学科的研究是与研究者的感受密切相关的，因此，文艺学的研究中没有可以用科学方法验证的结论，有的只是根据研究者对文学、对社会、对人的存在体验的感受为基础所得出的开放性结论。这影响到了文艺学中的范式转型的具体方式——文艺学中的范式转型中新旧范式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像自然科学中的科学革命那样，新旧范式彻底决裂。文艺学范式转型的这种特殊性为范式转型研究带来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就以社会政治范式到审美范式的转型而言，转型的时间点就是很难判定的。以哪一篇文献作为分水岭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比如审美范式的兴起当然与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大潮密切相关。“为文艺正名”是众所周知的标志性口号，可是在此之前，20世纪50年代就有美学大讨论，而在“文革”中钱锺书已秘密写作《管锥编》，李泽厚也在读康德，这些研究活动如何与审美范式联系起来？李勇把这些研究看成是新范式的萌芽，但是这些研究尚未迅速形成大范围的影响，只能把这些研究归入社会政治范式的危机阶段之后的转型阶段。一般的文学理论史忽略掉的历史细节，在李勇的书中获得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李勇的书更关注的不是史料的考辨，也不是重写文学理论史，而是元理论的反思。范式和范式转型问题始终是一个元理论问题。李勇对库恩的范式理论进行了提炼，将范式落实到研究对象、理论观念、研究方法和话语模式四个方面。以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范式为例，在研究对象方面，它突破了纯文学的边界，将对象范围扩大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领域；在理论观念方面，它以文化政治观念代替了审美理论中的审美无功利观念；在研究方法方面，文化研究在不同学科之间游走的跨学科方法也与审美研究中的引进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有天壤之别；在话语模式方面，文化研究的实证化的民族志话语也与审美范式中的思辨式哲学话语大相径庭。这种站在具体的研究范式之外的知识学考察正是一种元理论的剖析。具体范式中的各种问题在这种透视性观照之中一览无余。
    当然，李勇透析这些具体范式的目的不在于建构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而在于学科本身的反思。因此，最后一章“后范式时代的来临”在全书中占据重要位置。他对文学理论的本体特性的论述可以看成是从范式和范式转型角度思考文艺学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对文学研究是否终结问题的有力回应。他把文学理论看成是文学与理论的对话，而不是对文学规律的总结，而理论又是一种突破常识的话语实践。因此，文学理论便可以在现实语境中找到活水源头，亦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对话的契机。如此看待文学理论的本体特征，文学研究当然就不会结束。他把终结问题处理成了范式转型问题，这是对文学研究终结问题的一个灵活的解答。
    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李勇把未来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预设为“文学生活”这样一个开放的领域，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预设，这个思考的方向都值得肯定的。文学理论在经过文化研究的冲击之后已不可能再回到的封闭自足的状态，回到对文学本身特性的关注是可能的，但是不太可能再固执地把这种特性设定为文学语言形式或审美体验这样的狭窄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中，李勇说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