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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作品 在鲁艺前期，以《第一夜》《麻雀》《牛》等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小说创作的出现，代表着最契合周立波个性特征的话语方式的初露端倪。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及《讲话》的影响下，周立波自觉地对自己的文艺观念及创作实践进行了反省和调整。 从现存的资料看，周立波在鲁艺前期发表了12篇作品。1940年4月5日，在延安《中国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散文《雾里的湘西》；1940年6月18日，在延安《新中华报》第6版发表了散文《这样纪念高尔基》；1940年9月15日延安《大众文艺》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翻译小说《一个琴师的故事》(美·哥尔德)；1941年延安《中国文艺》第1卷第1期，发表论文《论阿Q》；1941年6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牛(一)》；1941年6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牛(二)》；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诗歌《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1941年11月1日延安《草叶》双月刊第1期发表短篇小说《麻雀》；1942年1月1日延安《草叶》双月刊第2期发表诗歌《我们有一切》；1942年2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诗歌《春夜纪事》；1942年4月15日延安《谷雨》双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短篇小说《第一夜》；1942年4月15日延安《文艺月报》第14期，发表短篇小说《阿金的病》。这些作品，思想内涵丰富，文学形式多样，但代表周立波文学成就的是短篇小说。 发表在《草叶》创刊号上的《麻雀》不但是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时期的代表作，也是《讲话》出台前，能够代表解放区文艺水准的经典作品。周立波在鲁艺时期的老友严文井于《我所认识的周立波》一文中就指出，“这个短篇比他以后受某些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某些作品，更为动人，更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向来被视为“歌颂光明”的周立波而言，这可能是对其在鲁艺前期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启蒙”色彩最清醒的认知吧。 这些文本中“启蒙”意味最浓的莫过于《那一夜》，作品通过一个进步的革命青年在监狱中的追忆，对反动政权戕害爱国青年的罪行进行了犀利的揭露与批判。文中揭露：“一九二七年上海许多革命的年轻的男女……被蒋匪一个个用装米的麻布袋装着……一袋一袋的被投到海里。”后来，他到上海的一家米店去买米，“看到米店的墙边堆了好几百个麻布袋，袋里好像有些什么东西在颤动，再仔细一看，仿佛每一个麻布袋口都伸出一个人的头，有些有着蓬松的女人的长头发，有些是男子的光头。”这段触目惊心的描述，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描述：“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周立波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清醒洞察，体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身上蕴藉着的启蒙理性精神。而周立波所采用的这种沉郁、阴冷，几近恐怖的陈述背后，也隐含着鲁迅式的“寓热于冷”的深广忧愤。 如果说《麻雀》与《那一夜》继承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中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批判强权的精神，那么在《解放日报》刊载的短篇小说《牛》延续的则是“五四”以来现代乡土抒情小说的创作脉络。《牛》的主人公是一个比别人“更多一点风趣，一点感情”的陕北农民张启南，周立波以细腻、幽默、风趣的方式刻画出张启南对母牛及其小牛的关爱，并以怀胎产子的母牛的痛苦，反衬出延安解放区人民新生的快乐，文本蕴含着浓郁的诗意美和人道主义的色彩。这一表现解放区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文本，以其诗意化的写作在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由此还引发了编辑雪苇与萧军的论争。 周立波在鲁艺的前期，正处于延安时期最为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当时的延安管理者能够以开阔的胸襟接纳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而此时的周立波也从不讳言自己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他的作品，以比较鲜明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体现出了对“五四”文学及外国文学的积极承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