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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被视为20世纪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革命文艺家，不同历史时段，对其人、其文的毁誉褒贬基本都出自于这种定性评判。但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周立波曾以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在延安展开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启蒙”文学活动。本文所说的周立波“鲁艺前期”，指的是他从1939年12月抵达延安，到1942年5月《讲话》面世之前的这一特定的时间段。在这一时期，周立波的“启蒙”文学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集会结社、兴办刊物 1939年12月底来到延安，直至1944年2月，这一时期的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在工作、教学之余，周立波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鲁艺的一干同好，仿效“五四”文学风尚，于1941年11月1日组织了延安颇负盛名的文学社团“草叶社”。从“草叶社”的命名来看，它并未采用当时延安文艺界颇为流行的名词术语，而是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所以说，草叶社的创立者周立波等人，在延安解放区意图建立起的是一个具有浓厚启蒙色彩、现代审美意识的文学社团。“草叶社”是延安时期鲁艺校园内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教员、学生集结的主要阵地，在这里，他们畅言爱、人性以及文艺的暴露与歌颂的问题；在这里，他们诵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彼此进行切磋交流。在延安土得掉渣的窑洞里，周立波等人创办的这个具有浓郁启蒙色彩的“文化沙龙”，对于促进鲁艺广大师生的文学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草叶社”还编辑出版了《草叶》双月刊，为延安前期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的“小鲁艺”的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文学作品，阐释文艺主张的园地。《草叶》从1941年11月1日问世后，至1942年9月15日停刊，共出版了6期，先后共发表了46篇文章，其中包括周立波的短篇小说《麻雀》，何其芳的诗歌《黎明》《黎明之前》，艾青的诗歌《野火》，惠特曼的诗歌《兵士们的尸体》。《草叶》虽然也立足于解放区的抗战生活，与解放区军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它所具有的精英文化的特色也是显而易见的。《草叶》期刊的文学宣言《给读者们》便强调“要使读者能够读下去，就是说要有一定水平的技巧……要有一定分量的艺术性与革命性结合起来的内容。”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解放区，摒弃了“抗战”、“民众”等流行文化符号，把文学的“技巧”、“艺术性”放在首要地位，不难窥见其所具有的超越政治斗争的目光。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影响下，《草叶》上所刊登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书写青年一代在追求理想、光明的过程中，由痛苦、迷茫、感伤到激动、欣喜的心路历程，颇具“五四”时期“为人生派”文学的遗风。《草叶》呈现出的浓厚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情趣，充分证明了当时身处贫瘠、闭塞的陕北黄土高原，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编辑部成员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文学作品的品位，他们在《草叶》上寄予了自己的文学追求与理想，意图以此为偏僻、落后的延安解放区带来文学及思想的双重启蒙。 显然， 周立波参加创办的“草叶社”及其《草叶》杂志，在延安解放区代表着精英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救亡的“启蒙”立场，对于提高延安解放区的文艺水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延安解放区的文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草叶社”的文艺主张与当时的毛泽东文艺观念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1942年9月，在《讲话》面世后不久，“草叶社”的解散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草叶》这个对于研究延安时期文艺史及出版史具有较高价值的刊物，便长期被人们忽视了，在一些档案资料汇编中也失去了它的踪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