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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周立波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还是在学术界，其文学地位被大大地低估了。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中肯的评价，如蒋静就在《周立波简论》中将周立波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与一系列著名作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周立波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文学家。”周立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文学阶段中排列在第一位的作家，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的作家。但这样的学术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说明在认识和研究周立波的方面，意识形态的屏障还非常强大。意识形态屏障既包括有政治意识形态，也包括有学术意识形态。过去在政治意识形态下，我们只强调周立波追随革命的一面，只有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角度阐释周立波才具有合理性；而后来学术思想溢出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开始重新检点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出于话语权竞争和建立自己的学术意识形态的考虑，学术突破往往是从对抗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定论入手，周立波则被视为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再次被学术意识形态屏障起来，于是我们就看不到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周立波身上培育的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看不到周立波的这种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周立波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但我想在这里谈谈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小说领域是以乡土小说打头阵的。严家炎就认为：“由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乡土文学的思想资源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相一致的，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批判封建主义的；乡土文学的主调就是启蒙。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和推进下，乡土文学的主流逐渐纳入到革命文学的系列之中，其命名也由乡土小说变为农村题材小说，延安时期明确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方向基本上规定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标准。周立波作为一名自觉投身革命的作家，也就会主动地以“赵树理方向”来要求自己的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反映东北农村改革，就是忠实地沿着“赵树理方向”来进行写作的。其一是作品鲜明的“政治性”，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其二是努力做到大众化，吸收“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陈荒煤《沿着赵树理的方向前进》)。倡导赵树理方向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宗旨，但当它构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就大大约束了乡土文学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精英文化精神的积极意义，使乡土文学朝着大众化、通俗化的单一方向发展。夏志清对赵树理的贬斥是大家所熟悉的，他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这种贬斥自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革命文学出于革命的需要，对精英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破坏性姿态，因而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其后果就是对大众文化的无限拔高和神圣化，延安时期对赵树理的推崇和评价不能不说就有这种无限拔高和神圣化的倾向，其后果就是造成乡土文学朝着去大众文化的单一方向发展。夏志清对赵树理的苛刻批评中其实也包含着他对赵树理小说中缺乏精英文化的不满。但是，意识形态的偏见阻隔了夏志清去发现周立波存在的价值。周立波以其深厚而广博的文学素养在无形之中弥补了乡土文学向着单一化发展的危险性。周立波具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在他求学期开始，他就对外国文学充满兴趣，打下了扎实的西方文化的基础。周立波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有近百万字，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家对周立波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但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当时世界文坛的走向，不少现代作家和作品都是他很喜欢的。他评介过马克·吐温、乔伊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等作家，而且从他的一些评介诸如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国文学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当代外国文学创作的熟悉和了解。这些丰厚的文化准备必然影响到周立波的创作。有人就分析过外国文学对周立波的影响，如皮民辉说：“在情节安排、风景描绘、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周立波吸收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在情节的安排上，可以比较一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法捷耶夫的《毁灭》，《暴风骤雨》一开头是萧队长带领工作队进村，自然引出老孙头、韩老六等人物，这和《毁灭》第一部开头的几位主要人物出场介绍一样都非常自然，水到渠成。《被开垦的处女地》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苏联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的形象史，翻译过它的周立波明显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无论是反映东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雨》，还是反映湖南乡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深刻变化的《山乡巨变》，其主题都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相似。”这就决定了周立波在进行乡土文学写作时，不会像赵树理那样完全依赖于乡村民间文化的资源，他的审美情趣是由精英文化培育起来的，这种审美情趣也会渗透在他的写作之中。蒋静曾区别了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不同风格，他说：“他们的创作都有浓重的泥土气息，不同之处则是：赵树理的创作像土生土长的包谷，而周立波的创作则像经过杂交的水稻。赵树理的创作像山药蛋那样朴实，周立波的创作则像茶子花那样鲜艳。赵树理曾把自己的创作称为通俗故事，以俗为荣，以俗见长。周立波既取民间艺术的‘俗’，兼取古典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雅’，‘俗’是主要的，‘俗’中有‘雅’，因而使得雅俗共赏。”蒋静所说的“雅”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精英文化的表现形态。重要的是，这种精英文化融入到周立波的文学感觉之中，它会以一种下意识的方式不知不觉地显露在周立波的写作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