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正的格局与品格 要直接勾勒一个城市百姓的性格似乎是比较艰难的事情，但是一个城市百姓的共同特征与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势必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人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去探寻其性格特征形成的蛛丝马迹，又似乎是可行的。柯灵曾经给上海这座城市立传，笔者不妨给老北京人梳理性格。在散文家笔下，老北京胡同的建筑格局，对建构老北京人方正的品格，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汪曾祺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⑤无独有偶，萧乾同样也注意到北京城这种“方正”的特点。他说，“世界上像北京设计得这么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城市，还没见过。因为住惯了这样布局齐整得几乎像棋盘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转向。瞧，这儿以紫禁城(故宫)为中心，九门对称，前有天安，后有地安，东西便门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钟鼓二楼，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坛。街道则东单西单、南北池子。”⑥需要说明的是，老北京的胡同，也有斜街，但是数量极少，所以凡是斜街都在胡同名称里直接呈现了，譬如烟袋斜街。 长期生活在这种方正的建筑格局之中的老北京人，其生活态度及作风，与“秩序井然”、“井井有条”建立了天然的联系。大多横平竖直的胡同，像一个个方正的网格，把老北京城切分得整整齐齐。除了整齐，还有对称，这些生活元素无疑孕育了北京人极强的方位意识，甚至包括“直截了当”的思维特点。老北京胡同的命名，就是如此。萧乾在《北京城杂忆》，设专节细致探讨了胡同的命名规律。萧乾说，“因为是京城，不少胡同当时都是衙门所在地，文的像太仆寺，武的像火药局、兵马司。还有管考举人的贡院、练兵的校场；还有掌管谷粮的海运仓和禄米仓”，“有些胡同是以寺庙为名，像白衣庵、老君堂、舍饭寺”，“有些胡同名儿还表现着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像霞公府、恭王府”⑦，这些胡同的命名方式，都体现了直截了当的特点。如果在今天，恐怕要考虑是否涉及军事秘密了，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不需要“谨小慎微”，一切就都“单刀直入”了。总之，分类标准不一，但是所有的胡同名称都名副其实，一目了然。胡同名称与胡同的历史渊源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几乎分毫不差。即使是后来改了名字，也大多按照原来的发音。众多胡同的命名，充分体现了北京人“丁是丁、卯是卯”的思维习惯，与北京人要么“东去”，要么“西去”的方位意识无形中达成了默契。老北京人的生活态度、处事原则，同样体现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的特点。汪曾祺在《胡同文化》里讲到，他看见电梯里小伙子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他提出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结果遭到“老北京”的反对，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⑧这就是老北京人的处事原则，不是自己的事儿，绝不插手。北京人不爱管闲事。当然“不爱管闲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自私表现，但这就是北京人“直来直去”的性格特点。再比如胡同里的“京白”，十分讲究分寸，用词相当考究，同类的词语，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褒奖”的说法就有三个层次，“顶好”、“挺好”和“不赖”⑨。三个层次之间，绝不模棱两可。问年纪，也是不同年龄的人，用不同的词语。问小孩，就是“几岁了?”青少年，就是“十几了?”中年人，是“贵庚”，老年人，是“高寿”。⑩绝不能混淆。说错了，会被认为对对方不尊重。老北京人的耿直、认真、说一不二的品性一览无余。老北京人在语言运用上的较真儿、直爽，是其方正品格的突出反映。 城市人文化品格的形成，必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文化乃是普通人积极参与其中的过程”，胡同文化就体现在北京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老北京城的建筑格局，是“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而老北京人，又处处体现出“直截了当”、“一清二楚”的性格特征，城市居住环境的特点与城市人的性格特征如此密切相关，这恐怕是老北京城最为凸显的文化意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