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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 孙少华 参加讨论

    二  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学术特征
    文学文本由于体裁不同,也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经史文本的“完整性”,是为了特定的政治教化服务,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除了具有此类功能,还有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与吸引力、增强说话者的感染力等功能。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的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先秦《左传》、《国语》、《战国策》、《鹖冠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皆有记载。汉代子书如《韩诗外传》、《淮南子》、《盐铁论》、《新序》、《说苑》、《法言》、《论衡》,文学作品如王逸《楚辞章句序》,都有伍子胥记载。司马迁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文学性更强。他对伍子胥的认识,很大情况来自于先秦(1)。先秦子书与文学作品已经多次将伍子胥与比干并列,并且皆以“忠臣”形象出现,如庄子《胠箧》、《至乐》、《盗跖》等,皆有记载。大概屈原与伍子胥相似的人生命运,《楚辞》很多作品,多次吟诵伍子胥,如《哀时命》“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沉江》“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怨世》“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怨思》“子胥谏而靡躯兮,比干忠而剖心”、《哀岁》“俛念兮子胥,仰怜兮比干”、《悲回风》“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惜往日》“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等等。伍子胥的“忠臣不遇”形象,就不断被强化,其“完整性”不断增强,而从理论上对此“完整性”进行系统阐述的,则是《荀子·宥坐》引孔子语:“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这种“忠臣不遇”,在司马迁处又得以升华为赋体作品——《悲士不遇赋》。文学文本的“完整性”,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亦有经史文本那样的“实录”成分。例如,文学作品中提及的伍子胥,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是,笔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文本的“完整性”,还是“虚”的成分更大。如后世小说、戏曲中伍子胥完整的英雄形象,则是到《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才完全定型。[5]至此,二书已经具有了很大的演绎、虚构成分。再到后世的戏曲作品中,伍子胥被虚构的成分就更多。
    在子书、楚辞、汉赋体裁中,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主要与说理与抒情的文学功能有关。但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完整性”又具有经史文本那样的政治教化意义。这种特定的文学需求,决定了文学文本不可能完全依赖“实录”,否则,文学的上述基本功能就无法完全得以实现。这一点,在小说与戏曲那里,可能体现的更为明显。
    “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是处理文学文本“完整性”的基本依据。清人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6] “听之而忘倦”是小说“故事性”的作用,这也是小说文本被“完整性”的文学意义。
    除了小说、戏曲,其他文学体裁,也有“完整性”的一面。但文学文本的“完整性”,是为了抒情、叙事和说理,与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主要是为了保持文本的完整性与系统化有很大不同。从这里说来,即使那些具有历史本事的文学文本,也不能被简单等同为历史事实。“以文释经”、“以诗证史”或“以文证史”不是不可以,但要慎重,因为此类研究已经与作者、文本有所出入。尤其对于文学文本而言,不仅仅存在“过于坐实,反而失实”的情况,而且会丧失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
    与文学文本的“完整性”相比,其“碎片化”特征似乎更为明显。也就是说:经史文本存在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在被文学文本使用时,往往受关注的是“碎片化”之后的材料。例如,文学文本中的“雊雉升鼎”与“雉”,有的时候并非实指这个历史事件或这个动物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终将其虚化为一种修辞方式。一言以蔽之,文学文本中的“雊雉升鼎”与“雉”,一般是以“用典”与“比兴”方式出现的。
    “雊雉升鼎”在秦汉时期具有明确的文化指涉意义。但在文学作品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概念,并不关乎政治与文化内涵。东汉以后的奏议文中,往往会以用典形式出现,如三国时期高堂隆上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7]五代康澄《上六惧五畏书》:“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榖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8]在这里,吉凶争议已经没有了,作者只是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在具体的赋体文学中,作者连这种联系也不考虑了,只是借助“雊雉升鼎”这个典故,作为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如东晋王廙《兔赋》“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责躬而教纯”、唐代沈瑱《贺雨赋》“臣闻昔者飞雉升鼎,用坠殷宗之德”,“雊雉升鼎”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完全消褪了,我们听到的只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在文学作品中,“雊雉升鼎”被“再碎片化”,成了文人抒情、说理的工具,或者说一个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本就造成了两个层面的困难:不了解典故者,很难理解作者的意思所指;而要从文学文本中获得典故的原始意义,也是比较困难的。“雊雉升鼎”进入文学文本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成了文学表达的附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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