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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 孙少华 参加讨论

    一  经史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
    古代社会对异变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灾变、星象、谶纬、童谣、五行等等,都有大量文献保留下来。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同一文本中记载的同一异变,后世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例如,《尚书》记载的“雊雉升鼎”,在汉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但西汉与东汉对这一记载的解读已有很大差异。《尚书•高宗肜日》记载:“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1]孔传云:“言至道之王遭变异,正其事而异自消。”孔传“有雉”与“异”,亦符合《尚书》原意。而《竹书纪年》记载:“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亦符合《尚书》“越有雊雉”说。但是,《尚书序》却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原文“有雉”与《尚书序》“雉升鼎耳”,有很大出入。宋钱时《融堂书解》也注意到“经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飞雉升鼎耳而雊”这一差异。这说明:《尚书序》对《尚书》文本的解读发生了变化。
    《尚书序》的解读,又见于《史记·殷本纪》。由于《殷本纪》祖己之言,与《高宗肜日》大致相同,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解释,就是全录《尚书》,就是对《尚书·高宗肜日》的具体解释。[2]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史记》的记载,与《尚书序》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对《尚书》的“二次解读”。这说明,先秦时期,存在两种材料流传:一个是《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有雊雉”或“有雉来”说,一个是更加详细,具有“本事”考证性质的《尚书序》、《史记》所记“雉升鼎耳”说。《殷本纪》虽然详细记载了祖己的话,恐怕也是先秦史记著作的另一种记载。即《殷本纪》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的解释,应早有流传;以“雊雉升鼎”对《尚书》此段材料进行解读的明确记载,也是先秦既有的文献,如《尚书大传》中,在“有雉飞升鼎耳而雊”之后,有孔子明确的点题“吾于《髙宗肜日》”,这是明确对《尚书》的解释。《尚书大传》的文字,与《殷本纪》有很大不同,但二者都是对《尚书》“越有雊雉”的本事解读。这说明,“雊雉升鼎”是固定的,但具体的本事阐释,可能并不唯一。由此推测:“雊雉升鼎”文本的出现,实际上是《尚书大传》一类的“书本事”文献,结合《史记》一类的“史本事”文献,对《尚书》的重新解读。
    对《尚书》文本的解读,之所以会发生此类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后人对《尚书》记载已经不易理解,需要进行“本事”一类的考证与解读;一个是后世结合其他相似文本记载与当时的文化思想对《尚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此类“解读”,实际上都有“误读”的成分,因为它与原始文本的记载产生了距离。这样可以更容易让人理解,且更具故事性与历史传奇色彩。这就大大增加了此类解读的文化或历史的“衍化”与“层累”。
    文本“误读”,经过不同学术渠道甚至下层士人传播,以讹传讹,从而造成了文本的“讹传”。这种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本“误读”与“讹传”,就在原始文本基础上,形成了“层累”的文化“再解读”与“再阐释”,在长期的流传中,必然逐渐遮蔽文本的原意,形成新的“次生文本”。甚至很多情况下,后世学者会将“误读”与“讹传”的“次生文本”,直接等同于“原始文本”,其目的是在保持文本“完整性”基础上,更进一步“虚饰”或“扩充”,以使文本更为“圆满”和“系统”,同时使得本派学术著作更加神圣化或更增神异性。文本的“误读”与“讹传”,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与传播。道理很简单:这种方式产生的文本,显得结构更为丰满、情节更为完整,并且与具体历史事件的结合使得文本更为可信。例如,“雊雉升鼎”显然比“有雉”更具有故事性与神秘性,容易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更容易在各阶层社会群体中“口耳相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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