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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为”的意义 竹内好所说的鲁迅由作品向论争的转换，与梁启超等的对立所展开的自我否定或“挣扎”，即“行为”，它所展现的积极的能动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有点类似西田几多郎说的“行为的直观”的内在精神。 西田几多郎在1933～1934年出版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及其续编。在其中的《辩证法的一般者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了“行为的直观”的概念。所谓“行为的直观”是指，主客体相互限定，相互推动。这里的“行为”含有能动的积极的意义。西田几多郎说：“我们通过行为在外界制作物，制作客观地与我们相对的东西。行为必须是制作。”“我所谓的行为的形象不仅仅是客观的，但又不仅仅是主观的。”这就是说，“行为”一方面是“制作”，具有能动性；另一方面它本身既不单纯属于主观，又不单纯属于客观。我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客观地改变物、制作物，它是社会的、历史的事件”[11](P338)。而“直观”“就是外现地观察，在与自己绝对相反的他中看见自己”[10](P187)。在西田几多郎看来，它同样具有主体的积极活动，即必须有行动有意义，如他所说“没有无行为的直观”。我们作为行为的自己在主观即客观、客观即主观这个世界中，“是通过见而动，通过动而见”[11](P359)。显然，作为“西田哲学”的一部分，与上述的“纯粹经验”和“绝对矛盾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行为的直观”被认为“是西田哲学认识论的最高峰”[5](P446)，在西田几多郎看来是人把握现实世界的根本方法或唯一逻辑，即把辩证法一般者世界直接化、具体化为行为的直观的世界了。西田几多郎把世界作为历史的世界，并从行为的直观的立场探求它的形成。他把世界的历史运动理解为“由被制作者到制作者”。我们在制作的行为中成为真正的我，在制作物中认识真正的我。只要我们——自己真正是历史的创造性的自己，物就是我，我就是物，我与物是一体。我成为物而动，成为物而见。“我们不是在单纯的意识的自觉中认识自己，而是在历史的身体的创造过程中发现真正的自己。”[10](P189) 联系到竹内好，可以认为，他同样坚持了这一立场，也就是在社会或历史的场域里考察鲁迅，把鲁迅纳入尖锐激烈的思想论争的漩涡中，纳入矛盾对立和自我否定之中，在个体的自我限定和与一般的相互限定中发现鲁迅，也发现自己。竹内好将写小说与写杂感区别开来，认为后者体现了鲁迅的文学态度和行为。他说：“写小说在他那里并不是写杂感的那种行为，写杂感，是得同时把研究文学史的那种强烈的沉潜欲作为支撑之后方可成立的一种行为。”[1](P28)“行为”是竹内好为鲁迅的文学定位时使用的关键词，是与观念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是与自我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就是“挣扎”，包括从小说到杂感，从创作到论争，从“文学的无力感”到“永远的革命”。自我否定和“挣扎”就是文学的态度和行为，其中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对立上。在论及鲁迅和梁启超之间有一种决定性的对立时，竹内好指出，“这种对立可以认为是鲁迅本身矛盾的对象化，因此，与其说是梁启超影响了鲁迅，倒不如说是鲁迅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被对象化了的自己的矛盾。”他将其命名为“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他说：“我以为，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摆脱它，不是应该解释为他在梁启超身上破却了自己的影子，涤荡了自己吗？”[1](P69)也就是鲁迅自身存在着的矛盾，通过自我否定，将二者对立统一起来。 西田几多郎提出“行动的直觉”正值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日本，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得到启发，丰富了他对“行为”的认识。在《善的研究》中，他从心理的、意识的立场，只把“行为”视为有意志或有意识的动作，然而，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吸收了“实践”的思想，“行为”与“直观”相结合在西田的认识论上，使其以往的“直观”具有了能动的作用。“行为”这一实践和能动的思想，同样贯穿在竹内好思想当中，体现在对鲁迅及其“文学”的理解上。 “文学”对于竹内好来说，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概念，被他注入了实践的、能动的、创造性的精神，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全新的意义。“他把‘文学’从一种创作行为推向终极性和本源性存在本身，同时又使这种终极性与本源性在‘文学’的名义下获得现实人生的流动形态。”在竹内好那里，“文学是思想，是行为，是政治，是审美，但它又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催生了也废弃了这一切的那个本源性的‘无’，那个不断流动的影子和不断自我更新的空间”[12](P41)。这和他在《鲁迅》中所说的“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是一样的。他很看重论争，就是因为“论争在本质上是文学的，即不是行为以外的东西”[1](P109)。 综上所述，竹内好的《鲁迅》深受西田几多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西田哲学”导引下从本源的立场上，对鲁迅进行了哲学性的解读，改变了以往对鲁迅的肤浅理解，重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鲁迅形象，提升了鲁迅研究的学理高度。当然，竹内好这种基于“西田哲学”的对鲁迅的非历史化和非“实体化”处理，也遗留下了一些问题，常遭到后人的质疑和诟病。其实，任何独创性的发现，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与不足，但是，这种“片面的深刻”却从一个方面促进了“竹内鲁迅”体系的开放，促使它始终处在不断被否定和被挑战的态势中，“事实上，日本鲁迅研究就是基于自我否定基础之上的‘竹内鲁迅’被反复否定和超越的历史。正是通过自我否定‘竹内鲁迅’这一象征来从中无限地生发新的自我，也就是竹内好所主张的‘在发展中来把握鲁迅’，才使得日本鲁迅研究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始终处于鲁迅研究的学术前沿”[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