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该诗派以其众多的成员、煊赫的声势、独特的风格在宋代诗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右了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的诗坛。以黄庭坚为主将和代表的江西派诗人作诗既重典范又求创新，力图师法古人又不拘泥古人，寻求独出机杼、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他们认为作诗最忌趋随人后，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⑩，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化腐朽为神奇”、“有法”入而“无法”出，其根本用意乃是通过熟参古人诗法，以心悟人，最终达于化为我用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无创新意义。但南渡以后，江西诗派流弊日生，随着队伍的日渐庞大，开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末流不能谙熟江西诗法，一味追求翻新立奇、出人意表，作品生硬艰涩，令人生厌。至南宋中后期，江西诗风遭到怀疑与叛离，以杨万里、陆游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率先突破江西法门，转学晚唐，历经淬炼，最终自成风调，卓然名家。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其后欲以诗名家者，产生了极强的召唤效应。 在此背景下，四灵诗派正式携“晚唐体”登上诗坛。四灵诗派是南宋中后期永嘉地区的一个诗歌流派，因其代表人物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而得名。“四灵”皆人生失意，仕途困蹇，穷愁潦倒；又皆不甘寂寞，求名心切。在争名之心的直接驱使下，“四灵”选择了力倡晚唐，因为他们纵观当时诗坛，江西诗派之势日衰，晚唐诗风则有兴起之势，若趁时而倡之，必受人瞩目。为了另立新面、树立名声，“四灵”进行了诸多努力。编选《二妙集》《众妙集》，以选本的形式宣传他们的诗歌主张，就是其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妙集》，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3著录，谓：“《二妙集》一卷，旧抄本。此书亦赵师秀所编。二妙者，贾浪仙、姚武功诗也。”(11)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4亦复著录，谓：“赵紫芝选编《众妙》《二妙》二集，世不经见。今吾友顾大石仁效过访次山秦思宋，执是为贽，次山藏焉，因假摹。书实为宋刻本，不易得也。”(12)此集以贾岛、姚合为“二妙”，专选2人之诗，其推尊贾、姚之意一目了然。 《众妙集》初无刻本，明末始有抄本现于世，经毛晋刊刻，方得流传，《四库全书总目》卷187谓：“此本明季出自嘉兴屠用明家，寒山赵灵均以授常熟冯班，班寄毛晋刊之，始传于世。其书晚出，故谈艺家罕论及之。然其去取之间，确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托。疑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故前后无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传其诗法者转相缮写，幸留于后耳。观其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确为四灵门径，与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证。明末作伪之人断不能细意吻合如是也。”(13) 四库馆臣一方面认为《众妙集》“去取之间，确有法度”，另一方面又怀疑此集乃“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但若我们稍加寻绎，就会发现，此集之编选，其实是颇有深意的。 首先，从所选诗体来看，《众妙集》专选唐人五、七言律诗，其中绝大多数为五言律诗，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这表明，“四灵”之“晚唐体”在诗歌体式方面主要即指五律。再者，从所选诗人来看，《众妙集》所选诗人中，晚唐诗人甚多，彰显出其推尊晚唐之意；但贾岛、姚合无诗入选，因为赵师秀另编有专收贾岛、姚合诗之《二妙集》。除晚唐诗人外，大历诗人入选亦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历之风是“四灵”所推崇的贾、姚诗风的直接渊源所在——贾岛之诗清苦奇僻、清冷凄寒，姚合之诗清丽淡远、圆稳清浅，皆直承大历“清”风；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历之世是“四灵”所推崇的五律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盛唐诗多古体、少律诗，盖因其时律诗格律初成、流行未广，而古体诗汪洋恣肆、浑成厚重，最能体现盛唐诗人积极进取、奋发昂扬之精神；大历以降则律体尤其是五律大为盛行，因为五律尚清丽淡雅、幽深含蓄，与古体之朴拙苍凉、刚健雄浑风格迥异，正好与大历诗人因身世家国的双重没落而导致的细腻深婉之情思、闲淡雅致之趣尚相契合。总而论之，《众妙集》清晰地展现出“四灵”取法晚唐，推尊贾、姚，专攻五律，喜好清雅的诗学主张与审美趣味。 “四灵”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们的积极提倡下，先前只是微露端倪的“晚唐体”诗风渐成流衍之态，而且声势日盛，成为稍后江湖诗人极力仿效的对象。刘克庄曾感慨：“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谁编宗派应添谱，要续《传灯》不记名。”(14)严羽亦指出：“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15)另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四灵”之成名，还与另外一部诗歌选本《四灵诗》有很大关联。“四灵”曾入叶适门下，叶适对“四灵”甚为赏爱，多有称誉之辞、揄扬之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编选《四灵诗》，以诗歌选本的形式隆重推出、大力宣传“四灵”。许斐《跋四灵诗选》：“兰田种种玉，檐林片片香。然玉不择则不纯，香不简则不妙，水心所以选四灵诗也。选非不多，文伯犹以为略，复有加焉。呜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归于神识，多而不滥，玉之纯、香之妙者欤。芸居(笔者按：芸居即陈起)不私宝，刊遗天下，后世学者，爱之重之。”(16)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载有“《四灵诗》四卷”(17)，当即叶适所编之本。 从杨万里、陆游到“四灵”，南宋诗坛宗唐思潮渐成兴盛之势，在此过程中，《二妙集》《众妙集》《四灵诗》3部诗歌选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与逐渐兴起的宗唐思潮相伴相随，相与契合，为之张目鼓势、桴鼓相应。而在宗唐思潮日渐兴起之际，除《二妙集》《众妙集》《四灵诗》外，还涌现出了更多的专选唐诗的选本，如《万首唐人绝句》(洪迈编)、《三体唐诗》(周弼编)、《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赵蕃、韩淲编，谢枋得注)、《唐僧弘秀集》(李  编)、《分门纂类唐歌诗》(赵孟奎编)等，这些选本数量既多，声势浩大，与宗唐思潮形成呼应之势。在这些唐诗选本中，最具特色者是周弼的《三体唐诗》。就所选诗体而言，此集专选唐人七绝、七律、五律，是谓“三体”。从所选诗人来看，周弼与上述之“四灵”虽然皆重唐诗，但具体推重唐诗的时段并不完全一致，“四灵”最为推重的是晚唐诗，尤其是贾岛、姚合之诗，周弼最为推重的是大历、中唐之诗。这显示周弼既洞悉当时诗学理论的趋势，又具有相当不俗的个人见解；既能契合时代风潮又非人云亦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