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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二题———《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董桥七十》琐谈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 张泽贤 参加讨论

《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书影及贴标签与未贴标签书影的比较        

《董桥七十》书影及夹在书前的藏书票

最近,从孔网购得《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和《董桥七十》两书,前者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1月初版,陈建功、吴义勤主编,精装两厚册,原价1280元,网购价700元;后者由海豚出版社2012年3月初版,胡洪侠编选,真皮封面特藏毛边本,一百本附董桥签名钤印编号,以及作者所藏MarkSeverin藏书票一枚。我参与了编号本的网拍,得46号,原价500元,成交价1740元。
    两书很快到手,过眼便生感慨。
    之后见到新文学版本研究专家朱金顺先生和北京藏书家谢其章先生分别在《藏书报》上写的文章,多有感慨之语。朱先生指出了图典最大“不足”是缺少版权页;谢先生则对“几乎每本书都贴了标签”大抒“愤怒”之情:“世间若有不可挽回之事,不可饶恕之事,我认为这就是。”两先生所抒感慨,与我产生共鸣,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之后在网上读到一些议论《董桥七十》的文字,大多对价格发出惊叹,并声言:此类制作和炒作不是读书人所冀盼的。而我的感受不同,下面再说。
    
    

    我不得不承认,《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以下简称“图典”)是到目前为止所见的最为完备的介绍新文学版本的图书,全书收2400多幅初版本(创作)书影,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虽然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所见新文学版本已不少,但有些却从未见到过,有些虽知其名却无缘一见,有些则连书名也未听说过,仅对多年研究新文学版本的人而言实在是大开眼界,更不用说是初识新文学版本者,因此可用四字概括:弥足珍贵。
    这类事情,决非私人能为,我虽多年在做现代文学版本的介绍,但过眼者毕竟有限,已感捉襟见肘。而公藏者,特别是被巴金称之为“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能够出版这样一种介绍新文学(创作)初版本的图书,既有此能力,所介绍的版本也相对齐整,有着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有权威并不就等于完美,之所以说“完美”,那是相对于可以做得“更加完美”的权威机构而言的。以此分析,图典确实存有些许“不完美”,甚至是败笔。
    先说“败笔”。用句不客气的话说,那是“最大败笔”,也就是会引起谢其章先生“愤怒”的标签。所谓“标签”,通俗的说就是管理图书的一种方法,便于读者借阅和工作人员查找。标签一般(或规定)贴在书脊处(右翻竖排图书贴右下方,左翻横排贴左下方),由于所贴五花八门,也便形成了图典标签的“蔚蔚壮观”。以我初步统计,全书2400多幅书影,未贴标签者仅238幅,占总数的17%,而83%者均贴有标签,这难道不是壮观?如果把这两个百分比对调,偶尔出现几个标签,那还情有可原。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这83%贴有标签者中,一书贴有两张者达93幅,贴有三张者51幅,而且是一张盖贴另一张,甚至还有一本贴有5张标签或标识的,真可称之为“异类”。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图书的公共机构,在图书上贴标签无可厚非,就像屠宰场在猪牛身上盖蓝印一样,没有人会指责。但作为一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的彩印图典,如此出版供人阅读欣赏,那无疑就是“最大败笔”:你是让人看图还是看“触目惊心”的标签?
    这便使我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图典出版的对象定位。从现实分析,图典这样的高定价,除图书馆和专门研究机构收藏外,会自掏腰包的,除了像谢其章先生和我辈外,估计私人买的极少,而我辈经常经手和过眼旧版本书影,对其质量要求近乎于苛刻,可见图典的出版者对我辈的情况相当陌生;另一种会买图典者大概就是书贩,他们会以此作为“生意图鉴”,免得使自己走弯路。要知道:初版本与非初版本在买卖价格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此这批人对书影质量并无苛求,只要印得清晰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在书脊处贴标签也不会过多影响情绪,但据一位熟悉的书贩说,看了贴标签的书影总不是滋味;另外还有一种是图案设计者,有位搞设计的朋友看到图典中的封面图案,居然会兴奋起来,并说一定要去买一套。除上述四类购买对象外,好像很难想出再有其他人了。因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图典出版者无视了“铁杆收藏者”对书影质量的要求。
    在图典中,还有一些是未贴标签的书影,对此我很感兴趣:为何这些旧版本可以不贴标签?收藏机构对于贴与不贴的标准又在何处?说实话难以解答。其中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套“中篇创作新集”,全套新集总共10种,在图典中全部收全,却没有一本贴有标签,这种现象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在编辑图典的图文时,编辑者是否留意过贴标签者与未贴标签者的区别?是否想过要用技术处理的方法“抹除”狗皮膏药式的标签?如果从未发现过或想过,那么我可以断定,图典编辑者对于“版本美”缺乏最基本的感觉,对图书版本的基本概念也缺乏启蒙的觉悟。如果这是一般图书馆所为,情有可原,而对于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版本收藏与研究的机构,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旁人看了也会脸红……
    再说说“不完美”。所谓“不完美”,是指那些经过调整是能变成完美的东西。
    其一,图典的书影均为彩色,基本达到目的,然而几乎所有书影的色彩都失真,像是被一层薄薄的雾遮住,色度降低,视觉昏沉。图典中的书影,我大多见过,因此失真的感觉特别强烈,比如P296穆时英著《公墓》,1933年6月初版,至今已近80年,然而我所收藏的这版本至今依然“鲜艳夺目”,两者一比照,似有真假之嫌。估计这是出版和印刷机构对色彩的把握不够,也有可能是纸张的因素。这只是以自我感觉推断,不足为凭。
    其二,如朱金顺先生所说:“讲新文学版本,版权页是它的商标,是可靠的实物,有了它也许文献价值更高。”有了新文学版本书影却无“相对应”的版权页,可谓一大“硬伤”。所谓“相对应”,是指初版本有初版本的版权页,再版本有再版本的版权页,决不能彼此混淆。因为有不少同书名的初版本与再版本书影是不同的,有不少研究者往往忽略了这点而张冠李戴。当然,图典的编辑架构已经说明此书并非供新文学版本研究者所用,因此少了版权页也顺理成章,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奇怪的是,在图典中居然有20多幅未用初版本书影,用的却是扉页,如P319王统照著《号声》,扉页上只标明书名、作者名和出版机构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证明这就是初版本的扉页呢?既然没有初版本的书影,那就舍去,宁缺勿滥应该是图典选择的基本原则。除了用扉页替代初版本书影,还用了目录页、序页、首页等,都是些失去基本原则的滥竽充数,让人感觉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也不过如此。
    其三,文字的表述存在一定的问题,朱金顺先生看到的问题我也发现了,P235柔石处女作《疯人》,用“余不详”三字以敝之,其实对柔石及其版本有所了解的话,是可以说得更为完整与准确的。新文学版本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一不留神就会犯错的“氛围”,犯点错也在所难免,从这点而言,图典中的其余问题估计也不在少数,因未细读各篇并作细究,在此不敢枉说。如果有时间的话,真想细细琢磨一番,在琢磨的过程中去学点东西。
    其四,书影与封套的问题,在新文学版本中,有不少版本在书籍外罩以封套,俗称护封,护封与书籍是“脱离”的,时间一久,书归书,套归套,书还在,套无影,留存后世的版本往往仅存书影而无封套。比如较著名的有商务版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良友版的“良友文学丛书”等,留存至今能见到的大多没有封套,有时甚至还会怀疑是否有过封套。对于这类有封套的旧版本,如何确定其封面书影是封套还是封面?在这点上,图典两者皆取,封面书影的概念模糊。以我之见,取封套为书影乃上策,依据是以留存至今的珍贵程度和图案设计别致为取舍标准……如图典能以此为统一原则,也不至于会出现不必要的“混乱”而引起初涉者的困惑。
    其五,编排结构问题,图典采用的是以汉语拼音为序的编目法,这是一种条理清晰而又较为简便之法,我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版本闻见录系列图书时,采用的也是此法。但仔细想想,作为一种阅读与欣赏的路径未尝不可,但缺点不少,如看不出现代文学版本在历史中的发展轨迹,也看不出作家在现代文学某段历史时期中的轻重地位,更看不出出版机构图书出版的取向和总体架构,等等。所有这一切均不可能在一种编目方法中得到所有的体现,因此对于类似“辞典”的图典而言,需要采用多种索引方式,如以版本(丛书可单列)的出版时间、作者的著作版本、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为索引,把各种索引置于书末,以便读者从多条途径查阅,从而形成新文学版本的总体概念。这种方法,作为个人出书很难做到,而作为权威机构出书虽非易事,但也不难。建议现代文学馆在以后出版类似图典时可以参考。
    上述叙述近于罗嗦,出发点只有一个:希望编辑者以版本自身规律为原则,以美学观念为指引,以读者对象为基点,在以后图书出版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另有一个感慨附于其后:图书贴标签损害了版本美,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标签是否能另找一个地方贴,既达到查找方便,又能维护版本美呢?估计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绝对不会成问题,人类已能行走太空,难道就不能征服区区一个损害版本美的标签?!问题在于对待维护版本美是愿意还是反对,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一些大型图书馆在图书上贴标签已属正常,反常的是在封面上乱盖馆藏章,一个嫌少,两个三个也不为奇,进而问之,如果这些印章都盖在他的脸上,不知作何感想?!再把思路扩展,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的“最美的书”,一旦入藏图书馆或其他文化机构,是否也会被胡乱贴上标签或盖上大印呢?看来在所难免,因为贴标签与盖章者的素质早已决定一切。看来,真的要在全国涉及图书收藏的范围内开展一次“如何贴标签,如何盖章”的学习班。想到这些,再观被贴标签的图典,也就想通了,那无疑是现代版本史中的“黑色幽默”。
    
    

    对于《董桥七十》,大多数爱书者会发出:此类制作和炒作不是读书人所冀盼的。对此,我不苟同。
    董桥七十,古稀之年,凭他在书界的影响,出一本拿得出手的像样的著作版本,既不为过,也属情理之中,爱书者理应为之欢呼。在书业自叹悲鸣之时,海豚出版社的魄力,编选者胡洪侠的胆识,都让人肃然起敬。
    从《董桥七十》版本的直观看,开本舒朗,色彩沉稳,烫金字体,十字架形色块,令人心旷神怡;拿在手上感觉沉甸,手感极佳,毛边合符“规范”,远离了那种不堪入目的“蓬头垢面”……脑中猛然崩出这样一句话:书就该这样做!
    尤其是现在,处于“书将消亡的恐慌”之中,更要有些书的样板摆在读书者和爱书者的面前,好让人兴奋起来,好让书的寿命长些,再长些。纸质图书的消亡是必然趋势,我至今仍持这样的观点,“纸质书”会最终消亡,但书是不会消亡的,只不过会以另外一种类似“纸形态”的图书出现。在消亡与新生的长期过程(估计在20-50年间)中,如今的出版人要做的最为紧要的事情就是拿出点魄力与胆识,去做一些类似《董桥七十》这样能够留存于世的图书,使它们成为一种“过程书”,虽为“过程”,但必须精致典雅,经得起读书人的抚摸和时间的侵蚀。可以想见,当新的“书”出现之后,“过程书”也便成了经典收藏。
    我的这些胡思乱想,海豚和胡洪侠不知是否会有同感?如果有,那更应肃然起敬。
    图书制作出来后,如何营销是个大学问。中国的图书营销历来是不理想的,书虽出版,但不一定能够到达爱书者的手中,发行渠道的堵塞或乱折腾,导致了物质与人才资源的最大浪费,最终还在津津乐道于“码洋”,因此书并不一定要印得很多(除了非印或可印之外),以低印数高定价为原则,以内容的高质量,外观的高精致,去寻找爱书者,特别是爱书的版本收藏者,一本就有一本的归宿,而且会百般呵护,那才是最完美的境界。海豚对《董桥七十》的营销操作,可称得上完美,特别是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广告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爱书者,只要得到消息都会以身试拍,与他人一争高低,最终获取自己心仪编号的毛边珍藏本。从拍卖的结果看,从1号到100号,价格各异,悬殊也大,1号5220元,100号4000元,66号3150元,88号2040元,等等,无生命的“数字”在这里成了人们追求吉祥的代名词。1号领头羊,价格最高;100号关门价,仅次于1号;至于66,“66大顺”,88,“发了又发”,大顺价高于发发价,明眼人一看便知:要想发必先顺,反正一场起拍价并不低的拍卖,成了爱书人一种有趣的心理游戏。游戏过后,有人便发感慨:“这么值钱啊,回头练练董桥的签名!”“毛边,银子也毛啊!”……在感叹无钱缺钱的前提下,就想到练签名作伪———可怕!
    当我读到网友的这些感慨后,自然而然关注起《董桥七十》的版本、印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一些疑惑的问题,想趁此机会求教于海豚和胡洪侠先生。我在网上拍得的是海豚版特制小牛皮精装毛边本,精选董桥先生所藏MarkSeverin藏书票,藏书票盖有编号及作者亲笔签名并加盖朱白文合印及白文印各一枚。封面材质是内蒙古小牛皮,经精细加工后制成,台湾烫金材料压烫,内页纸张是100克特种顶级书画纸。书为左翻横排简体字本,与牛津版压烫四色、竖排繁体、皮面插图精装本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繁体与竖排以及内文略有不同,封面图案虽一致,但横竖排本的关系,图案方向正相反。
    至于海豚版简体横排本的情况,特别是印数,说实话还真的有点搞不太清楚。如今出版的图书,在版权页上大多隐去“印数”,似乎成了出版界的一个“潜规则”,至于其中潜藏着什么深意,读者是不清楚的。对于一般图书,不印印数也许无关大局,但对于装帧精美可资收藏的图书,人为掩其印数,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版本收藏者是很看重印数的,印100册与印1000册的收藏价值绝对不可同日而语,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再来看看未印印数的《董桥七十》,俞晓群先生在网上有个概况介绍:“海豚版《董桥七十》,牛皮装帧的有200本,其中100本是毛边本,毛边本出来后直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进行拍卖。另外,我们还有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给我们真皮材质的500本,其中100本有签名和藏书票。此外,一般精装,也就是仿皮本,首印1万册。为了区别各材质版本,我们也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一样,在封面上使用了不同的颜色。”“因为我们使用的材质成本较高,所以真皮版的书定价每本500元人民币,适合‘董迷’买来收藏。而我们的仿皮版则定价为68元。”从这些信息看,海豚版共有三种包含不同元素的版本,总印数10700本,其中10000本属首印(说明以后可能再印),每本价格68元,700本每本价格500元,其中100本为网拍本,价格相当悬殊。
    从上述情况看,印有(或者更准确的表述应是“夹在书中”)藏书票的《董桥七十》总共300本,毛边本的藏书票与牛津版的藏书票图案不同,一为情色裸女,一为枝叶茂盛的大树,至于牛皮装帧的200本,除去100本毛边本外的另100本是否也夹有藏书票,不得而知……因此有藏书票的是200本还是300本,起码读者是搞不明白的。
    请原谅我如此喋喋不休地叙述版本、印数以及版本相对应的藏书票,那是因为从网上拍得此书并经仔细琢磨后所产生的一个疑惑:藏书票是董桥先生所藏Mark Severin藏书票,被陈子善先生直截了当地指认为“情色书票”,其实那位美丽的裸女,只是“书女神”的象征,如果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一见到美乳翘臀,就想到卖淫通奸,那就有点亵渎了,也有愧于董桥先生的深意与好意。其实这不是我要说的问题,我要说的是这张与版本“剥离”的藏书票会引起的“后果”。所谓“剥离”,即与书籍版本没有成为一个整体,而只是书归书,票归票,如藏书票一旦散失,书也便只是一本毛边本而已;即便把藏书票贴在封二后的空白页上,或签上自己的大名盖上“骑纹印”,估计仍不能保证不会被人为撕去,因为一旦失去藏书票,其价值就大大减弱,一本单纯的精装毛边本,绝对卖不到5220元!价值与价格的体现就在这张盖有1至100号的编号、董桥的亲笔签名及钤印的藏书票上。再说,藏书票的五个基本元素:图案、编号、签名、铃印、纸张都并不复杂,要仿制或伪造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版本的总印数也相当大,把仿制伪造的藏书票夹在里面,岂不也能以假乱真,可以不用吹灰之力“打倒”50年后的“董迷”。
    这种签名编号本的做法,在民国时期并不少见,最为著名的就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赵家璧主持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丛书每本印数不等,其中100本编号并由作家在预先准备好的书页规定的位置亲笔签名,由“良友”保存,一旦书印出,就把这页签过名的书页与全书一起装订成册,使书籍和编号签名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套丛书正因为有了合为一体的作者签名和编号,所以时至今日其价值与价格仍然居高不下。由此想及,如《董桥七十》也采取藏书票与编号签名钤印分开的方法,票归票,夹着或贴着都行,编号签名钤印采取“良友”的办法在另纸完成并装订,那就是一种最为理想的书籍版本与藏书票“合一”的形式,就能极大提高版本的“收藏度”,绝不会给人一种错觉:那是在卖票,而非卖书。唯此,《董桥七十》的真正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且是以爱书者和藏书者的最大利益为最佳体现。

责任编辑: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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