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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深化伴随了更加自觉地重返“历史现场”，尊重现代文学历史品格的努力。将现代文学放回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激荡相生的历史情境，已逐渐成为方法论的自觉。然而即使在目前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姜涛的“重返现场”，打通文学内部外部，敞开文学的社会学视野的研究仍然彰显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范，令人为之一振。姜涛新近出版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就是这种风范的代表作。 新书是姜涛近十年来继续研究1920年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结成的论文集。七篇论文收录在一起，配上后写的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大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整体性，使总体的问题意识浮现。这大概是，以“文学青年”的“志业”为视角，透析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间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变动，及其在“文学青年”内心中的位置和变动。这个选题的时段范围本身即体现了重思学科前提的意识。用袁一丹的说法，“姜涛处理了‘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两个历史高光点之间的段落，把这个时段单拎出来，弥补了以往文学史叙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笔带过的不足。” 更进一步，与以往现代文学领域的五四研究或聚焦于思想文化问题，或专注于文学社团、流派、文体等问题的最常见路数不同，姜涛打开社会政治视野，又收回于文学本身，悉心“深描”出历史持续激变期“文学的位置”及其变动，展示了重返历史现场，从历史的生成中开辟问题的能力。并且，借助于“文学青年”的视角，姜涛所期望的重返“历史现场”带有的“内在紧张感”得以更好地发挥。所谓“文学青年”大体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批五四的“先生一代”之后的“学生一代”，乃至更后来者。对此书中并没有其实也无须做严格界定，大致是受五四的感召聚集在北平，住着租来的“公寓”，又往来于“街头”，怀抱着理想又携带着焦虑的，投身新文学事业和社会改造的“北漂”。在姜涛的笔下，新文学的“危机”（五四落潮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关联逐渐受到争议，“文学”逐渐走向专业化、体制化，“文学”背后社会改造的整体性想象遭遇挫折）和克服与“文学青年”自身成长中的“危机”和主体重建的努力相伴相生。比如面对“文学”沉降为专业化、体制化的“文坛”，飘荡的“文学青年”满怀焦虑，由此发生“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发生“文学青年”寄居幽闭的室内，闭门造车的“硬写”现象，但危机也是生机。姜涛以陈毅、丁玲、沈从文为个案揭示克服困境的三个代表性走向：陈毅放弃了文学“志业”，走向了实际革命；丁玲用文学写作突破个人困境，“迎向更大的理想”——革命文学，在深入大众中主体性与更大的理性不断辩驳，不断促成新的写作和新的自我的生成；沈从文对自己迎合市场需求，写了一些供给生活空间狭小、性苦闷的青年读者的东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他深刻地看到了都市文化市场的弊病，从而在“公寓”中建起自己的“塔”，不走出“公寓”，却要赋予文学以伦理重建、主体重建的使命。读罢全书我忽然发现，姜涛所心仪的方法论——打通文学内部外部，将“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在这本新书中不仅是方法，而很多时候就是问题本身，用书中的话说，“如何从外部与内部重构文学写作、阅读、传播的空间，使文学‘志业’不囿于自身，在有效的历史介入和社会关联中，成为一种充实的主体安排方式，这或许构成了1920年代中后期文学实践必须应对的一种挑战。”姜涛犹如自己就是一个192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于文学“志业”遭受困境的感受和打破的欲望如此强烈，对于周围“文学青年”的内心挣扎、分化前兆仿佛有一种“近距离”的体察。问题与方法形成了奇妙的同构，带出的“内在紧张感”不仅属于1920年代的“文学青年”，还是作者自身劈开文学史成见，走向以往常常是文学史“背景”的历史纵深处，感受到“背景”在迅速扩大，广阔的“背景”无不与“文学”相关，无不与“文学”交相抗辩，而面对这样的阵势，自身终于没有败下阵来，反而站立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