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大构成部分，和王安石一样，其礼治思想与实践都深受《周礼》的影响。 朱熹主张以经学治世，认为士大夫精通经学义理的目的不仅在于修身，更在于“变化风俗”与“安人、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他认为孟子论今乐古乐的关键，在于与民同乐。而“与民同乐”乃王道政治的一种表现，是乐之“大者”，为学者所必须深入了解的根本。故而乐之“明其声音节奏”、礼之“修缉礼书”都只是学者之“一事”，只是经义的细微浅表之处，唯其体国经野、治世安民之道才是“源本”。为此，朱熹一再强调礼乐在国家政策颁行方面的可操作性。朱熹曾总结当时的士大夫、庶民之家“礼有不合者五”，其中第一条就是当时所共承用的《政和五礼》没能及时有效地得到传布和实施。他要求州县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参酌社会俗礼加以简化，并刻版印行，每年正月在市井村落张贴，让庶民尽人皆知。《周礼》中《天官》与《地官》均说，从周历正月初一开始，应连续十天由太宰和大司徒分别向诸侯国及王畿内的采邑宣布治典与教法，而主要方式就是将之形成文字挂在象魏上以供民众观看。可见朱熹的观点既受《周礼》的启发，又结合当时社会制度与风俗人情的实际作了变通。 事实上，朱熹的许多具体施政主张都源于《周礼》，其荒政思想也是如此。《周礼·地官》中的荒政思想，包括了国家放贷、蠲缓租税徭役、采取降低各种礼仪标准等节约方式，以及祈神禳灾、严禁盗贼等灾后补救措施。此外，还有“移民通财”和“平粜”法。“移民”即指将灾民移往谷多价贱之地；“通财”，贾公彦疏释曰：“输谷谓之通财”，意谓将米谷输往无法迁移的灾民处。至于“平粜”，则如贾公彦所说，乃“均万民之食，减取多者，以周给其急困者”。而其根本就是保障粮食调度和颁授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既保证赈灾需要，又不伤害耕稼者的积极性。 《周礼》中的荒政措施及其观念体系对朱熹荒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譬如其主张的“蠲阁、赈恤”，免苛捐杂税，恩威并行，维护灾区治安等措施，就和《周礼》中的“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眚礼”、“除盗贼”十分近似，不过因时代的不同，朱熹作出了较大程度的更革损益。 朱熹政治实践中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是他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所推行的“朱子社仓法”。“社仓”之名虽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得到完善与推广却是朱熹的功劳。而朱熹的社仓法远继《周礼》，近承王安石的青苗法。王安石曾针对宋神宗“患陕西财用不足”之事，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开始推行青苗法，其初衷是改善国家财政和减省农民的疾苦，有其积极的一面，然其本质仍是为朝廷敛财，加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常常所用非人，最终失败。 到了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秋，建宁府崇安县遇到特大水灾，以致第二年春夏交替时节民众无以为食。此时朱熹正赋闲于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为了赈灾，知县诸葛廷瑞委托朱熹和当地士绅刘如愚向富家大户劝募余粮，然后以平价卖给灾民渡饥荒。同时朱熹亦上书建宁知府徐嚞，请求发放常平仓存粮以救济灾民，恢复生产，最终得到建宁府借粟600斛。经过此番努力，灾民“遂无饥乱以死”，获劫后余生。同年冬天，灾民积极还贷，开耀乡如数归还所借之粟。后自乾道五年起，每借贷一次，收息二分。乾道七年，朱熹遂在取得建宁府的允许并“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的支持之后，正式建起了“五夫社仓”。经过摸索和总结实践经验，朱熹又详细拟订了《社仓事目》，并于淳熙八年（1181）呈请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诸路州军”，开始在全国推广。 王安石的青苗法主要是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散发青苗钱粮，发放低息贷款，以防止大家富豪乘机进行高利贷盘剥。作为一种平日备灾备荒的农业财政措施，青苗法的本意无疑是积极的，但由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力政策，并受到了世家大族的抵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多与地方民情不合，最终事与愿违。相比之下，朱熹的社仓法由于主要是民办，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而且每一社仓覆盖范围较小，参与管理者又多为地方开明官绅，受地方豪族势力阻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颇便于管理，推行起来较为顺畅。事实上，这种依靠仓储备荒的政策设计早在《周礼·地官》中就已出现。如其对“遗人”之职的规定：“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所谓“委积”，据江永、孙诒让的观点，主要指谷物，亦兼指薪柴、草料。即将其足国用而有余的部分储存起来，以备施惠和接待宾客。“邦”、“乡里”、“门关”、“郊里”、“野鄙”、“县都”均有“委积”，说明商周时期这一制度可能已很普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主要以《周礼》为理论依据，其青苗法的创立与《周礼》中的上述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朱熹所建之社仓则大致相当于其中的“乡里之委积”，不过是“民办官督”，而其最终的指导思想也是源于《周礼》。 (责任编辑：admin) |